湖边风雨忆故人——《蒋牧良选集》代序 [复制链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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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风雨忆故人
——《蒋牧良选集》代序
陈白尘
1935年4、5月间，我到南京找朱凡同志。到南京之后，朱凡引我去会见张天翼。作为青年作者的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的事了。但就在天翼姐姐张稼梅的家中还有一位座上客，胡茬子有一二分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有点象农村来的人；但他双目炯炯有神，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又不象农民。经介绍，这就是蒋牧良。这名字，我在杂志上见过，但他的作品却未曾读。老实说，我那时27岁了，牧良比我大7岁，真是老大哥了，我却仰慕天翼的大名而比较轻视牧良，想来真是幼稚得很！两三天后，朱凡向我介绍天翼和牧良结交的经过，才使我对这位老大哥肃然起敬了。
原来牧良只读过私塾，未进过学校，18岁起当教师和锑矿的小职员，后来辗转进入国民党军委会属下的一个厅里继续当司书，混饭吃。公余之暇开始练习写作，同室的一位青年同事对他的文章颇加赞赏，这使牧良大为兴奋，遂和这位同事逐渐成为知己。这青年就是化名为张一之隐蔽在这机关里的张天翼。我到南京时，他俩已经专事写作生活了。
离南京到上海，我开始做“亭子间作家”。不久，天翼、牧良以及朱凡、巴人都先后来到上海定居，过从日密，我和牧良也熟了。他是个憨厚而耿直、朴实而天真的人。“文如其人”，他的作品也朴素无华，结实得和他身体一样，《强行军》、《锑砂》、《集成四公》等等短篇都是那时期的佳作。比之于他，我那时写的一些短篇每每是自愧不如的。但我们还是无法作深谈：他那口浓重的湖南湘乡的土音实在难懂。后来，我们一同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小说家》的座谈会、茅盾同志领导的“月曜会”等等，我逐渐连猜带估仅能听懂个半数。但从他那气宇轩昂、嫉恶如仇的姿态中，又能领略到那不懂的半数。我可爱上这个粗犷中带有几分固执的性格。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在出殡的那天，送葬者不下万人。中外巡捕早在万国殡仪馆门外巡逻了。葬礼进行中会出什么事，是难以逆料的。送葬行列最前头是一幅巨大的门旗，上书“鲁迅先生殡仪”，是天翼写的。但谁来执掌这面门旗呢？当时我在经管杂务，牧良跑来说：“我来！”我自然喜出望外：这门旗不啻是这万人行列的“帅旗”，而且，如遇到捣乱破坏的歹徒时，他们又是冲锋手。他这位行伍出身的壮汉，自然是我们这班文弱书生所不及。另一位也是自告奋勇的大汉则是欧阳山。在他俩高举的门旗之后，肃穆的行列缓步前进了。四十七年来，牧良的那副刚毅勇猛的神色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大约是1947年夏吧，国民党反动派正发出“戡乱令”之际，牧良同志突然悄悄来到上海。初一见，极为吃惊：当年的纠纠武夫，变成一个瘦弱的病夫了！原来在抗战中他得了肺结核和心脏病，现在病刚有好转，要去香港。此时叶以群同志等等都已离开上海，我一时找不到门路。但不几天后他来说，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仅仅匆匆两面，不曾仔细谈谈别后状况和他的创作，就穿着那件旧灰布长衫奔赴香港找党去了！
全国解放后重见到牧良，他已穿上军装，容光焕发，是个道地的纠纠武夫了。我很为他所经历的战斗生活和健康的恢复而高兴，他将写出更加结实的佳作了吧？
但1956年后，牧良却要求离开总政文化部到中国作协来作专业作家。为什么要离开部队，他没说，我也没敢追问。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他是个勤奋的作家，他不愿意停止他的创作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我自己所未能坚持的。但在作协的两年，他很少发表作品，据我估计，他是在写长篇《国防在后方》。1959年，他回家乡湖南，到洞庭湖区体验生活去了。当时我接编《人民文学》，他却又没有稿子寄来。经了解，他正着手写另一部长篇《湖边风雨》。但《国防在后方》尚未出版，他说还要修改，连人民文学出版社预定出版他的选集，也因无暇整理修改，致使后来未曾面世。这个老蒋啊，真是条“湖南牛”！他一头栽到洞庭湖边三仙湖乡农民中间去了，不写完《湖边风雨》是不会回头的。
大约在1961年吧，牧良曾到北京来开会。那时他已经完成《湖边风雨》的初稿，省里希望他主持文联或作协的工作，很苦恼，竟找我深谈，并求计于我。对此，我能出什么主意呢，只好反问他省文联和作协分会的一些情况，他竟然瞠目不知所对，甚至某些成员他都数不清楚。我想笑，实在又不忍笑，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一个全身心扑在创作上的真正的、严肃的作家！我承认，我当时是个庸人，只劝他多少担任些工作，用一半精力去修改两部长篇。而他也似乎欣然接受了。1963年夏，我因公去广州，在长沙停留一夜，第一个奔到旅馆来的便是牧良。他的情绪很好，我们几人又喝了一次啤酒。席间我问他的长篇修改得如何了？他只说“在修改，在修改”。可是谁能料到，这一次和他相见竟成永诀了呢？
在十年动乱中，朋友间的通信都断绝了，只担心洞庭湖边风狂雨骤，牧良也难免于难，但又总侥幸地以为他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不致出大问题。后来读了子丹纪念她父亲的文章，才知大谬不然。
在那样的年月，牧良白天被批斗，夜间回家还在修改他的长篇。对此，我很内疚：1961年如果我敢于劝他坚决不搞行政，专心修改他的长篇，那是否已经出版了呢？出版了即使被批为“毒草”吧，作品总还在人间，总还有平反的机会呀！
在动乱中他被批斗时，从不曾向那些“造反派”低过头，讨过饶，也没流过泪。但在没收他那两部长篇小说手稿时，他却向那些人哀求了，声泪俱下地说：“你们要拿什么都可以，这稿子无论如何请你们别拿走！”可是，牧良二十多年的心血，共计80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手稿，终于被劫走了！我们见过怀胎十月的儿女被人抢走、杀害时号啕痛哭的母亲，但能想象到怀胎二十几年的作品被人劫夺时作家的痛苦么？稍有人心的人也都该同声一哭的吧？
在牧良同志选集行将出版时，我只能以负疚的心情写下这篇短文来纪念他。我想，他那两部经过千锤百炼的长篇如果还在人间，那这部选集该增加好几十万字吧？那他的生命也将大大延长了！而且，我还想，这80万字的遗稿应该或者可能还在人间。那么，那位写过收据的人也许会深滋后悔，勇于交出原稿的吧？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