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泉县城郊供销社是怎样赔光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是怎样赔光的？
《安徽日报》记者　杨余生　易进
编者按：安徽省临泉县城郊供销社被“吃光拿光”的问题揭露后，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副省长黄驭亲往调查处理，有关人员受到制裁。这说明，只要坚持原则，严肃认真地按政策办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临泉城郊供销社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办社会主义企业，不能让“败家子”当家。“败家子”不仅自己吃社会主义，而且会助纣为虐，拉一帮人，挖社会主义墙脚。有些企业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盈利的企业会亏损？看来和“当家人”的好坏大有关系。为什么临泉城郊供销社这样好端端的企业，要让“败家子”当家？难道他们的上级和有关部门真的看不见、听不到？看来不是，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自己能捞到一点好处，宁肯让“败家子”当家，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坚决态度值得赞赏。哪里有“败家子”就应从哪里把他们清除出来，并给以必要的制裁。
（一）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自有资金仅1．5万元，加上社员的股金，也不过5万元。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微薄的企业，去年1至10月份，经营性亏损高达51．8万元，拖欠银行贷款310．7万元，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供销社少数领导人玩忽职守，严重渎职。
收购“三粉”（粉丝、粉面、粉渣）是这个供销社的一项主要业务和重要财源。“三粉”目前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可是，我们在临泉县城郊供销社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该社库存的237万多斤“三粉”，或堆放在破漏无窗、阴暗潮湿的茅棚里，任其霉烂变质、鼠雀啄食；或胡乱地弃置于露天场地，任凭风吹雨打、人畜糟踏。有关同志告诉我们，这些粉丝都是去年底以0．465元一斤收进的，而现在二角钱一斤也难以卖出去了。
质次是这里“三粉”积压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要大量购进质次价高的“三粉”呢？谜底揭开，里面是一桩桩无法无天、骇人听闻的丑行！
前年底，“三粉”收购的旺季来了，这个供销社的领导和业务人员感到做“三粉”生意有大利可图，于是，主任张国均，副主任李明国、蒋守顺等人，指示各收购门市部敞开收购，至于谁去收购，如何把好质量关，收购制度如何执行，收购人员有哪些责、权、利，他们统统不管，只要求给社里6％的利润。由于上面放任纵容，下面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就发生了：
——一个收购门市部的负责人宋思礼，为了从收购“三粉”中大捞油水，私自委任了一些与供销社毫无关系的农民作为“代办”，开设了五个收购点。需要经费，宋思礼到供销社会计处开张支票便可从县农业银行城郊营业所提取，甚至凭宋思礼的一纸便条，便可将成千上万的现金拿回来。去年，宋思礼及其“代办”们，轻而易举地从银行里取出了34．4万元现金，其方便程度无异于从自家的箱柜中取款。这一个收购门市部，据宋思礼个人交代，“三粉”损失达2．2万元。
——县农业银行城郊营业所（即城郊供销社的开户银行）主任张跃忠，为了让其在农村务农的外甥胡凤军得到一笔做生意的资本，与城郊供销社的一个收购门市部负责人吕洪忠秘密协商后，通过自己的女儿张桂芳（在该收购门市部当收款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供销社4万元现金，从营业所转到自己外甥的口袋，不久，10万条化纤袋便从浙江省温州市运回临泉。
——城郊供销社主任张国均的侄女张颖，去年到供销社当收款员，新来乍到，很快就从该社财会制度的极度混乱中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她悄悄地将手中的两万元收购款存入银行储蓄所的私人存折里，到事情败露时，获利息218元。
——一个名叫董学青的收购门市部负责人，把收购“三粉”的本职工作交给县邮电局的职工张魁去办。张魁夫妇手捧4．2万元人民币，就在供销社的眼皮底下办起了“张记”皮鞋店。
——该社临时工牛士云，此人年不满二十岁，人人都知道他神经不正常。但是，凭着身为县劳动局副局长的母亲与供销社领导的私交，也拿到了8．5万元现金，与自己新婚妻子开设了“夫妻”收购点，丈夫收货，老婆发款，生意没有做完，就短少了8，000元。……
就这样，国家一捆捆人民币换回来的则是数百万斤质量低劣的“三粉”。根本卖不出去，占用大量银行资金，每月得付利息数万元；调运上海963吨淀粉，因不符合质量要求而被迫削价处理，一次就损失16万元；调到湖南、新疆的几万斤粉丝，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付款。据粗略统计，仅“三粉”一项，该社1983年的亏损额就高达40万元。
（二）
城郊供销社工业品的积压与浪费同样十分严重。
我们在该社冰棒厂的尘灰飞扬的仓库里，看到价值千元的冰棒棍与冰棒纸遍地皆是，由于多年的虫蛀菌蚀，这些材料已被卫生检验部门宣布报废。据厂方有关人员说，该厂前年一次就从六安购进冰棒棍8吨、冰棒纸100多万张，足够该厂用十年之久。
在该社大院内、离主任们的办公室近在咫尺的仓库里，我们看到的情景格外惊人：价值5，600元的大批木蒸笼购进八年，未曾卖出一只；价值数千元的胶管、铁筒，自1976年进入仓库后，就未曾出过门；每只价值34元的铁耙4只，放在仓库门外风吹雨淋了四五年，主任们对这些熟视无睹；县手管局处理不掉的好几吨塑料布，由于请了该社副主任李明国一顿酒，便卸包袱推进了该社的仓库；采购门市部仓库实物负责人赵洪田，1980年从其前任王昆仑手中接管时，麻绳少一万余斤，反映到主任处，三年无人查问……。
据统计，该社农副产品、工业品及包装物总共库存量价值251万元，其中积压滞销的商品约占一半。
（三）
城郊供销社设在县城，有诸多方便，一些人馋涎欲滴，想门道往里钻。1979年这个社仅有职工94人，其中临时工14人，如今增加到348人，其中临时工64人，有人一年要闲七八个月，有的人吃东还想抓西。
临泉县城郊供销社发生的一些事千奇百怪、令人震惊。在那里，不需要招工指标，不需要粮油、户口关系，只要某些有权势的人点个头或写张条子、盖个大印，便马上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正式职工。
原城郊供销社主任张国均的五个子女，副主任李明国的四个子女和一媳一婿，都在城郊社的“关键位子”上任职。他们中的几个人的来历就十分稀奇。张国均的女儿张秀云、张玲，至今还在农村承包有土地。两个人都是用非法手段“农转非”的。主任这样胡作非为，副主任李进智也不“示弱”。他的女儿李翠兰是农业人口，李进智也搞来一张招工表，既没有粮本又没有户口本，就轻而易举地被批准分配到城郊社工作。至于城郊社掌管人事大权的副主任李明国，魔术般的手法就更“玄”了。不仅李一子二女非法进了供销社，而且李明国托人说媒，让社里一名女职工做他的媳妇，人家不同意，李明国立刻翻脸，不发工资，并且两次三番撵她走。
临泉县在1981年共下达招工指标200人，全县供销社系统80人，1982年没有招工。可是，1981、1982两年中，城郊供销社竟然增加了195人，其中全民和集体招工66人，从外县、外系统“飞”来的就有52人。有个叫刘锦凤的，是原临泉县供销社副主任王学忠的外甥，1980年在本县吕寨供销社工作时，因为收购红麻开假发票贪污5，800多元，1982年被开除留用，处分文件还未发下，县供销社就把他调到城郊供销社，处分自然就一风吹了。临泉县供销社商政股股长阎德友的妻子李玉芹，本是农业人口，去年年初，阎德友从界首县搞到一张“小集体上升大集体职工登记表”，填上李玉芹的名字。临泉县劳动局据此便介绍到县供销社，县供销社分配到城郊社。类似这样“飞过海”、“以假乱真”的例子，不胜枚举。到如今，城郊供销社还有好几个人既找不到人又无档案，而职工底册上却赫赫有名！
（四）
城郊供销社服务的对象是三个乡，5万多人，而这三个乡都设有亦工亦农供销部和大队“双代”点。该社搞农副产品收购至多需要几十个人，剩下200多人只好在县城里办商店。他们每年花1．6万多元租赁房子百十间，开了14个工业品门市部，又开办一个塑料厂，一个冰棒厂。1983年1至9月份，14个工业品门市部净亏损7．1万元。我们观看了一个百棉门市部，8个职工，每人一天只上半天班。商品库存高达12．9万元，每月付银行利息780元，加上房租、税金、工资、运杂费，9月份一个月就开支1，490元，而毛利不到500元，倒亏1，000元。拥有27名职工的冰棒厂，情况更糟。1982年亏了1．2万元，1983年冰棒产值只有4，000多元，而全年人员工资得开支1．3万多元。我们去访问了两次，只见两三个人在院子里聊天。
城郊社的一些头头们可以说是见了钱就眼红，手伸得老长。1982年，城郊社账面上盈余3万元，实际上把亏损转到1983年，他们还照拿奖金不误。四个季度共发奖金45，967元，人人有份，少的百元，多的上千。18个管理干部和工作人员共拿奖金1．1万多元，平均每人拿奖金666元。　（据《安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