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重要的责任——记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特别重要的责任
——记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记者　艾　丰　本报通讯员　周松耐
思想政治工作者、各种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朵绚丽的精神文明花朵开放了：1982年7月11日，四医大学生张华为抢救一位老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思想境界，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光辉代表。
一簇同样绚丽的精神文明花朵又在这里开放了：1983年5月1日，四医大的100多名学生和在场的其他一些人，在华山“千尺幢”一带十多名游人从几乎垂直的崖梯滚落下来的时候，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救，同时自动组成人墙，保护在场的数以千计的游人脱险。他们的行动谱写了张华之歌的续篇，引起了更多人的震动和思考。
人们说，如果张华的事迹还能用“偶然”来进行解释的话，那么，这样多的学生，在被隔成几段，没有命令，无人事先组织的情况下，同时按照一个崇高的目的行动起来，就再也不能用“偶然”来加以猜测了。
他们急切要问的是：这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
让我们听听参加华山救险同学的回答吧：
“问我救人时想什么？想张华？想立功？想入党？几秒钟的时间，哪来得及想。只想，人往下掉，赶快接住。”
“看来是自发的行动，实际是自觉的行为。”“平时潜移默化的思想工作，关键时刻显出了威力。”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必然性还要归结到这几年学校对我们的教育。”
那么，四医大是怎样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呢？
不抓典型是平淡的工作
1980年初，一个尖锐而棘手的问题摆在四医大校党委面前。有个学生，不仅散布了一系列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还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危害社会。是严肃对待，还是放任不管？是抓住这个坏典型进行一次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息事宁人、悄悄了事？
十年动乱留下了这样一种后遗症：多好的事情，如果表扬，也有人挑刺儿；很坏的事情，如果批评，也有人同情。在这种怪现象面前，四医大自然也不可能有独特的免疫力。当然，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一些同学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有的干部则是担心处理不好，收不了场……
校党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反复思考着。他们牢记上级党交给学校的任务：培养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的革命军医。而眼前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心啊！他们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思想理论工作的指示精神，认识到，培育人才，首先是塑造好人的灵魂，四项基本原则是衡量学生政治质量的最根本的标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就是最大的失职。
调查在反复地进行着，校党委会一次又一次地召开。当时在校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杨鼎成同志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旗帜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决定：把这个学生的错误观点交给同学讨论，校领导也出面讲自己的看法，让大家自己来辨明是非。
一场震动全校的讨论进行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些人担心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面事例，经过严肃认真的工作，终于引出了正面效果。“这场讨论促进了许多学生思想的转变。”现在，人们是这样回忆的。
一年之后，张华的事迹出现了。学校领导在为失去这样一个“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好青年而悲痛的同时，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事情发生的当天，在向报社介绍了张华救人经过之后，校党委立即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张华的事迹，四天以后派人到北京向总后勤部汇报，第七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张华记一等功，授予烈士称号。他们是多么珍惜张华同学用生命换取的这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啊！
但是，工作中也遇到了阻力。“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换一个没文化的老农民，不值得。”这是从利己主义观点出发的非议。“张华并不象说的那么好，他还有缺点。”这是有意无意的贬低。更有人不仅猜测，而且上告：这么点事，这样大宣传，背后不知有啥东西？
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并没有被这些错误的东西所左右。60多岁的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陈郁文，不是从“文革”所受的冲击和磨难中，消极地吸取“教训”。他不避锋芒，为宣传张华事迹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有时工作一天，很晚回到家里，累得象要瘫了一样。他想，这样好的青年，为什么不应该满腔热情地宣传？他对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说：“只要是事实，就要大力宣传。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我们平时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家已经为救人献出了生命，为什么非要宣传他诸如听过轻软歌曲等这类‘缺点’？”宣传处的同志们为宣传张华事迹，眼睛熬红了，嗓子喊哑了。他们把宣传工作做得如何，看成是对先进人物、先进思想的态度问题。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宣传张华事迹办公室成立了。张华的老师、张华的同学向校内外群众介绍张华的事迹。一年之内，听报告的就有近40万人次。他们还举办了张华事迹展览……
张华的事迹传遍了全国。而接受感染和教育的，首先是四医大张华的同学们。在这里，“墙内开花”，并不只是“墙外香”。在华山救险的学生当中，三大队的李博是表现突出的一个。当在华山游览的江西九江的工程师季国定遇险时，是他首先冒着被砸落悬崖粉身碎骨的危险，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拦住这个从空中滚落下来的人；又是他和王强同学利用自己刚刚学到的知识，发现遇险者的致命伤——凹陷性颅骨骨折，并及时送去抢救，保住了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命。
这位刚刚20岁的共青团员，入学四年走过的道路，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正弦波”。入学不久，当那个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学生散布错误言论的时候，他由于认识不清，内心也曾有些同情。学校抓住这个坏典型进行的教育，使他震动了。而张华事迹出现后，他思想上发生了更大的震动。
李博小时候非常想当个英雄，曾经天真地跑到马路上，看看有没有小孩跑到车底下，自己可以救。妈妈也曾戏谑地对他说：“你呀，你的相片以后也兴许登报，我看登个寻人启事差不多！”张华的事迹使他明白了，伟大出于平凡，只有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关键时刻才能经受住考验。他这样做了，在华山他做出了张华式的行动。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但不是“寻人启事”。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
李博和许多同学的变化，反映了学校抓典型进行思想教育的成果。当然，他们抓的典型不止于上面这两个。“不抓典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平淡的工作。”“对坏的典型，一定要敢抓；对好的典型，一定要敢树。敢抓，敢树，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也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状态。”四医大的领导同志是这样介绍他们的体会的。
拿起受教育者这面镜子
面对着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四医大的干部和教员曾经发生某种迷惑：当你向这些年轻人讲述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基本观点时，他们竟然会带着嘲讽意味哈哈大笑起来；当你向他们正面灌输一些道理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象一面墙一样给你撞回来；他们喜欢带着疑问的目光，从反面提出种种问题……。难道他们真是所谓“怀疑的一代”吗？
答案还要从青年的身上求得。当干部、教员与同学们深谈的时候，他们开始窥见了青年们的内心深处。“我感到我们青年一代与父辈之间有一道鸿沟。在某些问题上他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理解他们”。这是1978年入学的刘丽同学在一份思想汇报里写下的话，“他们希望青年人将他们在长期革命中确认为正确的事业进行到底，而青年人又不满足于这种‘结论’式的交代，好奇心促使我们对结论进行‘核对’。于是父辈们等得不耐烦了。有些人甚至把我们这一代青年看成是灰蒙蒙的，说我们‘没出息’、‘不求上进’、‘不接受教育’，等等，这真是太委屈我们了。……”
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多么需要互相沟通和彼此理解呀。就说这位刘丽同学吧，她入学以后，平时少言寡语，看上去相当孤僻，既不申请入党，对政治理论课也不感兴趣，她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涉猎的，却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甚至还有基督教的教义。难道她是一个消极的落后的青年吗？不，中学入团时她就表示了入党的愿望，上山下乡时，她正式提出过入党申请，只是在后来，她面对着国家发生的重大转折，看到她一向信赖的伟大的党也发生了失误，她不理解了，困惑了。
“我确实有过空虚的心境，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感到了‘世态炎凉’的冷落。若从个人利益得失上讲，我是应该满足了。但我不满足，因为失去的远不是物质利益所能补偿的精神寄托！……我决心抛弃一切别人塞给我的‘偏见’，通过实践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找到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透过“消极”的表象，人们看到的不是一颗积极进取的年青的心么！
刘丽同学和其他一些同学的内心活动，仿佛象一面镜子，使教育者们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对象了解得是如此不够。校党委书记肖进前同志说：“都说新时代青年的新特点，可谁也说不出子午卯酉，这怎么行？我们一定要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由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共同组织了专门班子，对学生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起初是专题调查，随课调查，定点联系调查。但这些调查由于了解的面比较窄和比较单一，往往是做定性分析还可以，做定量分析就显得根据不足了。从1980年开始，每年对入学新生进行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调查研究，作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参考和依据。
这些“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年代，进大学赶上对外开放”的青年的特点，在干部和教员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了：
他们普遍的特点是思想日趋成熟，要求独立思考问题，自尊心也比较强。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情况下，这种心理特征往往表现为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不满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但由于他们不能正确看待历史和现状，这种独立思考也往往发生某种变态，如过分地相信自己，看不起先辈人的经验等等。
认识上的直线性、片面性，实践上的极端性、局限性，他们喜欢在对立的两极中进行选择，不太会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往往简单地肯定一切或简单地否定一切。
情感强烈、容易冲动，理智相对地薄弱。他们容易接受艺术感染力的影响，而不太习惯于政治理论的灌输。
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国际交往日益扩大，青年的知识面迅速扩大。他们的思维活动半径特别大，信息来源相当多，人们感到这一代青年懂事特别多。这当然是好事，但他们也容易一味追求新奇，把花样翻新的旧东西当成新东西好东西来接受。
他们的调查研究，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肯定。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同志，在四医大的一份学员思想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四医大的做法很好，应向其它学校介绍，只有不断地调查研究学员的思想动向，才能有针对性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要经常反复这样做，才能把学校工作搞好。”
几年的实践，学生思想觉悟的普遍提高，更使他们认识到，按照当代青年特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那位刘丽同学，在她经历了“四处搬兵”、“观群雄论战”之后，在队干部、教师循循善诱的帮助下，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当她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向一位老师讲述自己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时，她是多么激动啊！她通了，她“服”了，她开朗了。她再次提出申请入党。毕业前夕，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并且用《清醒的爱国主义者应是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篇体会概括了自己五年来的思想变化和最后的结论。新年到来的时候，她特地买了一件珍贵的礼品——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雕塑，赠予曾给她诸多帮助的老师。那位老师对她说过：“鹰有时飞得很低，但仍然是鹰。我相信你是鹰不是鸡。”
是的，信任来自了解，循循善诱要靠情况熟悉，四医大的干部、教员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血哺育着千百只雄鹰成长。
知心、知情、知理、知行
三大队的一堂政治理论课就要开始了。一个班长贴在政治理论教员的耳边小声说：“你看见了吗？每个同学差不多都带了别的书，要是你讲的不好——”“那就请你们随便看。”教员这样接了茬。按纪律这当然是不允许的。但是，他对自己这次讲课具有相当的信心。
教员从同学们关心的和认识模糊的问题入手开始了自己的讲课，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然后是系统的理论讲解。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拿出别的书；整个讲课结束了，同学们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位年轻的党史课教员深有体会地说，到学员队代职，对他教课帮助很大。做好一个理论教员，要有理论、调研、讲授三方面的能力。代职，和同学们日夜相处，不仅可以了解到学生的思想情况，而且可以使自己在这三方面获得提高。理论教员下队代职，是四医大改进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几年来，28名理论教员已有半数代过职。
在一个时期内，政治理论教研室的同志们曾经为一些同学不愿上理论课而感到苦恼。多年的教学经验使他们懂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不讲理论的人才培养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房。但是，曾被老一代革命者视为比生命还要宝贵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的青年就没有巨大的吸引力吗？当然不是，同学们不是这样说过吗：“我们不是不爱理论课，老实说，许多问题我们是想从政治课寻求答案的；可是你们讲得太枯燥，我们想听的你们不讲，不想听的讲个没完。”
搞了几十年理论教育的教研室主任刘大军，决心和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到同学中间去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尽管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还是向同学宣布了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一、只要同学找，再忙也要接待。只要同学来信，再忙也要复信。二、同学提出的任何问题，自己可以回答的一定回答，不能回答的可以一起研究，共同寻求答案。三、同学其他方面有困难，能够帮助的，一定尽力帮助。”
几十个青年和他交了朋友，有的同学甚至可以把家中的来信，个人的“隐私”，向这位老师和盘托出。这样做，自然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自从恢复老同志休假制度以来，刘大军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利用了。他说：“我从青年身上吸取了力量，和他们在一起，你想颓废下来是不可能的。”难怪他的小儿子给他编了个顺口溜：“我的老爸爸，一头白头发，从来不知累，整天乐哈哈……”
同学们的思想脉搏，被教研室的同志们越来越准确地触摸到了。这些青年，大都是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学生，在家里又是“重点保护对象”。他们为了高考，虽然也拚命学了一阵子政治课，但是，记在他们脑子里的许多概念，并没有转化成为自己的信念。他们还不善于用学到的理论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他们的思想问题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文化革命”后遗症造成的问题，这个比较容易地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第二层，拨乱反正过程中新产生的认识问题。从理论上阐述它们，使同学们提高认识，相对说困难一些。第三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引起的思想问题，由个别的事例他们得出世界观上的结论，解决这些问题，更要困难一些。
经过教研室全体教员的共同努力，他们从更紧密结合同学思想实际出发，制订了各种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规划，对教学内容，做了调整。比如政治经济学课，他们就重点讲解了学生中认识比较模糊又迫切要求回答的十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同学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信息来源，教研室的同志还对青年订阅杂志和借阅图书的情况做了调查研究。例如1979年入学的两个中队200多名同学，订的杂志就有372份101种之多。凡是学生订的杂志，教研室都订阅一份作为参考，以便在教学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依靠科学性，加强针对性，发挥战斗性，达到有效性。做到政治理论课既有吸引力，又有说服力，这就是他们的努力目标。
四医大的政治理论教学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师生之间感情上的沟通，成为传授理论的桥梁。相同的道理从不同的人的口中说出，会有不同的效果。更何况教学的内容和方式做了更适合青年需要的改变呢！刘大军在总结他们教研室的体会时这样说：教员要和同学知心，才能知道同学的思想情况，然后才能更有效地使同学知道马列主义理论，并且知道如何把这些理论变成自己的行动。这就是“交知心、达知情、让知理、使知行。”
华山救险的英雄事迹发生后，同学们是这样回答老师们的称赞的：“我们不就是照你们说的那样做的嘛！”这些知理、知行的同学，怎不引起老师们思绪万千！
老师的行动本身就是一本书
“整个学校应该是个大熔炉，每个部件都要正常运转，才能炼出好钢来。”校党委书记肖进前说，“白求恩式军医的素质的养成，在马列主义教育的基础上，还要靠熏陶。学校的每一个领导干部、教员、政治工作人员，都应该敢于向学生这样说：
‘请你照我这样做！’”
有声的教学和无声的教育需要结合。老师的行动本身就是一本书。在这里，老师不仅指讲课的教员，还包括队干部、学校的其他工作人员和校领导。四医大的学生在自己的校园里看到了一本本怎样的“书”呢？他们看到，几位年过花甲的有多年革命历史的校领导，为培育革命后代，总是那样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他们把自己的办公室安置在最高层的5楼，每天多次爬上爬下。还有那些日夜和同学们相处的队干部，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靠他们做，在学校这个大熔炉中，可以说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同学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呢？刚刚入学的时候，他们看到，床铺、被褥、蚊帐、衣帽都已为他们放好；在实行“全员、全过程值班”的几个月时间，队干部和他们一样吃、住。不，起床号响时，他们已在操场等候了，熄灯号发出后，他们还要挨床查铺。在炎热的夏天，年轻的学生们多么想脱下捂得很严的军服凉快一下啊，他们看到那些父辈样年纪的队长，军容整齐、一动不动地站在烈日之下，他们默默地放弃了自己的念头。环境的熏陶，榜样的力量，使这些想过“自由电子”生活的青年渐渐归入自觉遵守纪律的轨道。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他们看到，“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整天“泡”在队里的干部，没有功夫料理家务，宁可辅导他们这些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而不去辅导自己正准备考大学的孩子。军校是不放寒假的，做了十几年队干部的同志，有几个春节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呢？有时，他们干脆把全家都“搬”到队上，和学生一起包饺子、过节。不错，队干部的尖锐批评，也曾使他们落泪；一些队干部的知识不足，也曾引起他们嘲笑。但他们看到，这些带着负担的中年人，是怎样上夜大、钻学问，于是敬意油然而生了……
校政治部提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许多讲授专业课的教员也把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职责之一。苏成芝教授，用自己解放前后的亲身经历，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年副教授鞠名达，用自己在国外学习的见闻，向学生谈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被请到学校作如何欣赏音乐的报告；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吸引着精力充沛的同学……
明丽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众手的浇灌，在这样的条件下，精神文明花朵的盛开，就是必然的了。1980年以来，全校学生中，涌现了三好学生1，268名，被评为优秀团员的626人次，有217名学员入党。出席各级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的有97人次。
四医大学生还在国外赢得了荣誉。张红毅、金建平曾经分别到澳大利亚进行过短期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们到过许多场合，会见过各阶层人士，回答过不少问题，参加过当地体育比赛和军事训练。回国之后，他们的老师，托马斯·斯托脱莱顿教授，按“五讲四美”的格式给学校写来了他对学生的鉴定。鉴定上写道：“他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无论在德、智、体方面，还是在待人接物上，他真正是第一流的青年人。”
鲜花盛开的景色是足以令人兴奋的。人们确实从这里看到了希望之光。但四医大的领导同志们并没有感到满足。“我们的学校，还有不小的消极面，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我们今后还要努力。”他们的话并不仅仅为了表示谦虚。（附图片）
四医大华山救险事迹报告团成员与青年们亲切交谈。
殷广德摄
在华山救险中，四医大的学员们抬着用树枝扎成的简易担架，运送伤员出山。
谢　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