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贪污犯被说成“好书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为什么大贪污犯被说成“好书记”
原山西省大同矿务局马脊梁矿运销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杨子义，利用手中的权力，乘用户之急需和管理混乱之空，二年多共贪污煤款14万多元。现在，杨子义已被清除出党，依法逮捕。
但是，有少数人，其中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从前对杨子义十分赞赏、器重，吹嘘他“有魄力，关心人，表现好”；杨子义被捕后，他们仍然不忘杨子义的“好处”。有人甚至在法庭上公开为其喊冤叫屈，说什么
“老杨就是我们的好书记、好站长”……
为什么一个严重危害党和社会主义的大贪污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却变成了“好人”呢？很值得剖析和思考。
是改邪归正，还是气候不宜？
杨子义原是马脊梁矿的一名普通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乘机组织造反，当上了马矿一大派组织的司令。紧接着夺得了矿工代会主任、后勤组副组长的大权。后来，因为他工作吊儿郎当，道德品质败坏，硬逼妻子离婚，在1970年被革职下放到矿工程队。为什么后来又把他提上来，并将运销站的党、政之权那样放心地都交给了他呢？有的领导人解释说，是看到他表现老实，以为他改邪归正了。其实，这是只看到他一时的假象，这种人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和可乘的机会，就要兴风作浪的。当初，他对“文化大革命”那样感兴趣，但在分不清两派的胜负时，他不愿意表现得那么显眼。后来，他看到军管会表态支持一派，便立即站出来，最积极地参加一派的“革命”行动，很快当上一派组织联合司令部的司令。
即使在工程队时期，杨子义仍然在暗地里干过坏事。当时，局党委选派了一位“解放”不久的老干部到马矿担任了党委书记。杨子义先是搜罗了一些“党委书记只抓生活小事，不抓政治”的材料，以“广大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几张大字报。尔后，串通其他几个“新干部”，跑到局里造谣污蔑，“揭发”这位老同志的“问题”，提出要坚决撤换。没过多久，这位老同志真的被调离了。这一“联名告状”的事件，再一次说明所谓杨子义改邪归正了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
是拉拢腐蚀，还是关心照顾？
杨子义犯罪被捕了，但似乎还留下了个美名——关心人，照顾人。他是怎样“关心人，照顾人”的呢！
马矿运销站任务较多，人员较少，有关部门决定运销站可适当加班。杨子义紧紧控制加班的批准权，本来不需加的班，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加；本来少加几小时便可，他说一句话就可多加几个小时；甚至根本就没有加班，他也可以给予“照顾”。1982年春节前，他给全站100多人每人弄了一瓶酒，就是用多报“加班”的办法解决酒钱的。
附近小煤矿有推土任务，他“照顾”站里的20多名推土机司机来干，每人每月赚了三四百元。
对领导，他“照顾”得更周到，更巧妙。他不仅调选上等的烟酒肉类经常“照顾”他们的吃喝，而且给领导“发放”高级皮鞋，定做高级皮袄。他不仅“照顾”领导者本人，而且“照顾”了他们的老婆孩子。如此等等，无非是拉拢腐蚀人们罢了。
是工作魄力，还是损害国家利益行为？
杨子义到运销站后不久，原任党支部书记被调走，杨子义取而代之。后来，又调来一个站长，但没过多久，也被调离。从此，这里的党、政大权就交给了杨子义。矿上为什么对杨子义如此的信任？马矿的一些领导人有一条理由：“杨子义有魄力，能干。”那么，究竟是干工作的魄力？还是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
一年前，马矿运销站决定新开一个煤台。有人说，推这个煤台，至少需一万元。杨子义表态说：“一半，五千元。我们运销站承包了。”最后以4，500元，杨子义把它包了下来。果然，只用了七八天就推出来了。有的领导人对这件事大加赞扬，说杨子义就是有魄力，有办法。实际情况是：一、这里并没有多少土方；二、完成任务，不计推土机特别是耗油的费用，只付司机个人报酬，而且用的大都是外单位的推土机。付给个人报酬，司机当然十分满意。很明显，这是损害国家和集体，腐蚀工人的行为。
“杨子义的胆子太大了。”这是马矿广大群众对杨子义的一致评语。他经常成百上千吨地出“借”和外“借”本矿及小矿的原煤，从不向任何领导打招呼。这本来是破坏运销制度的行为，但是，一些领导人竟然认为：杨子义就是有办法，从不给领导找麻烦。
一些单位想买汽车以及其他一些奇缺物资而弄不来，杨子义却能毫不费劲地弄来。奥妙在哪里？名牌烟酒及奇缺商品就是他的“动力”、“资源”，这也就是杨子义的所谓能力之所在。
杨子义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危险分子。由于他善于伪装，迷惑了不少人，特别是一些领导人，使他得到了进行犯罪活动的便利条件，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深刻的教训。
褚存旺　马玉祥　杨玉升
（山西《支部生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