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翁的信念——访黑龙江副省长安振东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主人翁的信念
——访黑龙江副省长安振东
新华社记者　李尚志　本报记者　晓渡
1983年4月，哈尔滨市的一位工程师被选为黑龙江省的副省长。他的名字叫安振东。安振东在1981年加入九三学社。他当副省长的消息在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中，也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应。
最近，我们在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上访问了安振东。53岁的安振东，朴实无华，饱经风霜。他对我们平静而又谦逊地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写的。在我们党和国家顺利的时候，我也就顺利；在我们党和国家遭受挫折的时候，我也就遭难。我认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我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经过思索、实践和比较，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兴旺，社会主义就是比资本主义好。”
报国之心关不住
安振东的经历，与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是相类似的，即向逆境挑战，同困难拚搏。
1951年初，安振东从河北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电务处工作。当时，党正领导全国人民，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设新的生活，处处是热气腾腾的开拓、创造景象，处处可以见到龙腾虎跃的人群。安振东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连续多次被评为局的先进工作者，1954年就晋升为工程师。
谁能想到，1958年，这个先进人物竟然进了监狱。原因是，他向组织报告自己解放前参加过一年三青团，在肃反时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他要求组织上重新审查这个结论，结果被认定为“乘机翻案”，被判处七年徒刑。一下子由先进工作者，变成了“反革命囚徒”，他当然想不通，曾想以死来洗刷这个耻辱。
但是，安振东经过冷静的思考，相信党是会把问题弄清的。他是个穷孩子，在九岁离开农村之前，几乎没有穿过裤子；他的两个叔叔是革命烈士，他当过儿童团，站过岗，放过哨；他是拿助学金上大学的，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他想，生命不仅属于个人，知识也不仅属于个人，我还没有为党为人民做出什么贡献，怎么能死呢。母亲有时也会打错、骂错孩子，但母亲总归是母亲，她一旦发现错怪了孩子时，是会更加疼爱孩子的。
这样的信念鼓励着安振东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求要活得有意义。他对来监所探视的妻子说：“你不要给我带吃的，把家里的书都给我带来吧。”妻子问他：“你坐了牢，还要书干什么？”他说：“书是我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判了七年刑，我要在这里干七年，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他还对妻子说：“我穿上了犯人的囚衣，别人看我是犯人，我却不这样看，我认为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我是主人！”
安振东在监狱工厂的铸造车间劳动，看到倒钢水时，满屋烟气弥漫，开天车的工人看不清下面的部件，吊不准。他向领导提出改革的建议，领导同意后，他就设计制造了无线电地面操纵器，人在地面指挥操纵天车，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他看到监狱四角岗楼使用的是落后的磁石手摇电话机，如果发生罪犯逃跑事件，联系警戒的速度太慢，就建议改造岗楼电话。建议得到了批准，他又动手干了起来，岗楼的电话全部变成了供电电话。
1960年，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决定搞消防自动化，他们到监狱借用安振东。公安局给他安排一间小房子，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在这个房子里设计、制作、调试有关设备。经过一年多时间夜以继日地苦干，齐齐哈尔市实现了消防报警、记时、录音、鸣铃、出车、报话的全部自动化。
安振东在监狱里当过电工、木工、电焊工，操作过车、镗、刨、磨等各种机床，修过锅炉，建过钢厂，读了不少科技书籍，自学了半导体电子知识，立过三次大功。1964年4月，他被提前1年零4个月释放出狱。
安振东回顾这5年零8个月的监狱生活时，感到自己这段年华没有虚度，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也增长了知识，锻炼了体力，磨练了意志。
忍辱负重志不移
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在经历了一段经济困难之后，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安振东想，个人处境事小，国家民族的荣辱事大。他象一团火，怀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更大热情，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为争取国民经济好转的伟大事业。
安振东出狱后，没有来得及回家看看久别的妻子儿女，就接受了筹建黑龙江整流器厂的任务。当时他正在搞硅整流器的鉴定。他除了吃饭、睡觉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工作上。黑龙江全省第一台硅整流器经过他的手诞生了，他才从哈尔滨回到齐齐哈尔，看望久别的妻子儿女。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妻子儿女认为这回全家可团圆啦。谁知，安振东把家安顿一下就要走。他对妻子说：“别难过，一个人得争气，争国家之气，争民族之气！”
在筹建硅整流器厂的过程中，安振东又象五十年代初期刚参加工作时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没有职称，没有行政职务，但他主动地既管技术，又管对外联络，还负责生产，成了厂长以下的“二把手”。没想到，厂建成了，投产了，产品纳入了国家计划，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来了。安振东自然首当其冲地被挂上了黑牌子，技术工作不许他插手，他的任务是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批斗之余去打扫厕所，最后要把他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农场来人领安振东，见他骨瘦如柴，认为他到农场只能吃粮食，不能生产粮食，坚决不要他。于是，他被当做“垃圾”扫到一个叫“小型设备实验厂”的街道工厂。
这是一个集体企业，缺资金，少设备，没有定型产品，只有80多名街道老头、老太太挤在七八十平米的土房里，用手工操作着原始的工具，制作着道钉和马蹄钉，几十个人开不出工资是常事，连买个账本也得借钱。可是，这里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尽管社会上的“文革”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这里却风平浪静，老头、老太太们说：咱可不去造那个孽！工人们听说来了个懂技术的，都高兴得了不得：“这回工厂也许能好了！”他们为安振东找了个包装箱子当办公桌，请他想想办法救救这个小厂。
面对这么个烂摊子，面对80多位老头、老太太们热切渴望的神情，安振东心里很不平静。有位老工人对安振东说：“安师傅，别发愁，咱小台子就不能唱大戏吗？！”
“小台子也能唱大戏！”安振东鼓起了信心。他认为，工厂要翻身，必须拿出国家需要的定型产品。于是，他又干起了老本行——硅整流器。他用全家节衣缩食攒下的13元钱买了把计算尺，自己设计，自己外出买材料、拉角铁，自己焊接，先做了一台当个样儿，拿出去一卖，挣了400元钱。80多位老头、老太太高兴极了，围着安振东说：“安师傅，多亏你呀！咱们厂也能生产这样的产品啦！”
就在这个被“文革”遗忘了的角落里，安振东废寝忘食地与工人们一起苦干，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硅整流器。这是当时国家的短线产品，有些单位纷纷前来订货。很快，工厂不但有了盈利，还补发了过去拖欠的工资，还清了债款，产品纳入了国家计划。原来奄奄一息的街道小厂绝路逢生。安振东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了新的意义。
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安振东搞生产是有“罪”的。工宣队光顾了这个被遗忘的角落，责问他们说：“人家都在轰轰烈烈地搞革命，你们却在偷偷摸摸地搞生产，真是岂有此理！”于是，安振东的脖子上又挂上了黑牌子，住进了“牛棚”。工厂好端端的局面被破坏了，生产停顿了，合同完不成，工人们的工资又没有着落了。
正当工人们心里油焦火燎，安振东也急得睡不好觉的时候，上级给这个厂派来了一位女支部书记陈秀云。她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经过一番工作，经党支部商量决定调安振东回技术室工作，要他能够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他把自己在挨批斗和繁重劳动的间隙画出来、写出来的全厂生产十几项短线产品设想的建议书、设计方案和图纸，统统交给了党支部。党支部接受了他的方案，工厂再次出现了一派生机。
1975年，国家把研制井下防爆整流器的任务交给了安振东所在的工厂。安振东带上几位同志日夜兼程，跑遍抚顺、北票、鹤岗、双鸭山等四矿六井，下到巷道仔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矿工们的意见，很快搞出了设计方案，画出了400多张图纸。1977年春天，防爆整流器进入了紧张的工业试运行阶段。辽宁北票煤矿接连发出地震预报，安振东和一位工人不顾可能发生危险，连续在井下工作10多天，终于取得了防爆整流器样机运行的可靠数据。这年9月，他设计的井下防爆整流器试制成功。经一机部鉴定通过，为国家填补了一项空白。5年多来，这个厂生产了防爆整流器2，000多台，供全国24个省的100多个煤矿使用，创造产值2，840多万元。
1980年，安振东参加哈尔滨市二轻局召开的生产计划会时，得知局系统有64家工厂因功率因数低，被供电部门罚款45万元。安振东和另一位技术人员调查研究，带领全厂人员奋战两个月，研制成功节省电力、节约能源的“功率因数自动调整装置”，使许多单位由受罚户变为受奖户。几年来，安振东先后设计、制造了9个系列、近百种规格的硅整流器设备。在他研制成功的21项科研项目中，有5项填补了黑龙江省和国家的空白。他写的有关论文，也受到国家和省的重视。
安振东所在的工厂，由一个原来不知名的街道小厂，成了有名的哈尔滨整流设备厂。1982年初，这个厂曾把1981年和15年前建厂初期的各项经济指标作过比较：劳动生产率增长4．5倍，产值增长26倍，利润增长82倍，自有资金增长119倍。厂房也由原来那间“弯着腰、拄着棍、碰到雨天掉眼泪”的土房，变成了4，000多平方米的高层厂房，还盖起了职工家属宿舍大楼。是谁对这个工厂的贡献最大？全厂职工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过评选，结果在202张票中，党支部书记陈秀云得了199票，工程师安振东得了198票。
肩挑重担迈新步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振东过去的7年冤狱得到彻底平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和劳模标兵光荣称号，他先后担任了哈尔滨整流设备厂工程师、副厂长，1982年他又被提升为哈尔滨市第二轻工业局总工程师，担任了哈尔滨市政协常委，1983年又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4月举行的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安振东当选为副省长，与另一位副省长一起分管全省的工交工作。
在采访中，当我们问起他任副省长的工作体会时，安振东再三说他刚到省里，没做什么工作，没什么好讲的。他决心在担任这届副省长的五年中，要和其他同志一起为黑龙江省的人民干出点成绩来。说到这里他把黑龙江省与江苏省作了一番对比：
“江苏省土地面积只10万平方公里，我们是46．9万平方公里，面积约为江苏的5倍；江苏省人口6，000多万，我们是3，200多万，比人家少一半；江苏可耕地面积只有7，000万亩，我们却有1．3亿亩，比人家多近一倍。这些条件我省比江苏好，但贡献却没有江苏大。1982年，江苏粮食总产达500亿斤以上，我省仅230亿斤，比人家少一半多；1982年，江苏工业总产值达500亿元，我们仅268亿元多一点，又比人家几乎少了一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我省工业亏损面达40％，亏损额之多在全国数第一，就连比我们小的南邻吉林省，去年工业上缴国家的利润也比我们多。”
在不查本本、不看资料的情况下，他一口气背出了这么一大串的经济数字。看得出这位上任半年多的副省长，已把黑龙江全省的山山水水都牢牢地装在脑子里了。
应我们的要求，安振东谈了今后的工作打算。
他认为，黑龙江有煤、有木、有油、有粮、有糖、有乳，还有建筑材料，这就是优势。发挥自己的优势，要注意使用系统工程学和其他的科学办法，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比如上乳制品工业，就必须解决发展什么牛种，如何发展饲料，采取什么政策，要分析草原的情况，潜力有多大，牛奶怎么收购，用什么工具运输，乳制品工厂如何布局，发展多少种奶制品，等等，以减少盲目性。
安振东说：“要把人民交给的‘家’当好，就要带领人民群众推进四化建设事业。党和人民交给了我们权力，如不能为国为民办点实事，那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他刚到省政府上班，就听说国家关于扩建哈尔滨热电厂的计划，由于有关单位互相扯皮而不能落实。在省长的支持下，他深入有关单位调查了解，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任副省长职务的头两个月里，安振东经过深入一些机关、企业调查研究，感到要改进工交系统的科技领导工作，一是需要在省、市工交领导部门和厂矿企业建立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的技术责任制，明确“三师”的职、责、权，形成一套科技管理体系；二是省、市、企业三级应当建立科研机构。只有这样，在生产建设中才能真正做到以科技引路，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于是他向省委写了报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省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他的报告批转下发，要求各级参照，逐步贯彻执行。
寸草难报三春晖
“不要写我，也不应该写我，你们应当写哈尔滨整流器设备厂党支部书记陈秀云，写培养、教育我的各级党组织。没有党，哪有我的今天！”当我们将要结束访问时，安振东这样坚持说。
安振东告诉我们，当他被推选到新的岗位上时，他感到突然，也感到担子重——压力不小啊！党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在省委召开的五届二次全会上，他被邀请坐在主席台上，省委书记亲切地对他说：“老安，你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什么事你该管就管，该做就做。”安振东的心弦又一次被拨动了：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
记得，在监狱里，公安局的领导让他参加消防自动化设计制造工作时，夜晚，同志们知道他在干活，给他送去了“土豆煮红萝卜”。他端着碗，深知这一碗食物的份量和价值，那是在困难时期，而他是一个犯人啊。
哈尔滨整流器设备厂的女支部书记陈秀云，顶着挨批斗的风险提议起用了他，并亲切地对他说：“老安，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大胆干吧！”这一股暖流，支持他度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他从陈秀云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气质，感到了党的关怀，也看到了希望：党是伟大的，那些翻云覆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还是那位女支部书记，在1973年春天的一个寒夜，登门拜访了他那拥挤不堪的小家。她诚挚地代表党支部，把一个街道企业来之不易的第一套三十七八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让老安搬进去住。安振东这个高大的汉子，感动得流了泪。他感到党在身边，母亲在身边。他的妻子流着泪说：“我们可遇到好人了！”安振东感慨地说：“是我们的党好，才有陈秀云这样的好干部。”他深感这是党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尊重。当有人向上级机关写匿名信告党支部的状，说他们“阶级立场有问题，包庇和照顾‘反革命’”时，陈秀云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义正词严地说：“请大家看一看，谁对厂子的贡献最大，难道有这样为国家、为人民利益拚死拚活的反革命分子吗？！难道我们共产党只许人家拚命干活，就不应该让他有学习和生活的一席之地吗？！”当时，安振东捂着脸，使劲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1975年，厂里要把国家交给的研制井下防爆整流器的任务交给安振东，安振东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危险，别人出了问题好说，我要出了问题就说不清了……就在这时，党支部书记陈秀云又热情地鼓励他说：“老安，党支部知道你的处境，也了解你的心，干吧，这是关系到千百万矿工生命安全的大事，也是党和人民的急需。”陈秀云以共产党人敢挑担子的精神对安振东说：“这个产品由我当试制组长，你当一般工作人员。如果出了问题，要坐牢，我去！”安振东还能说什么呢？！过了不久，陈秀云又拿来了一张“保证书”，上面写道：“研制防爆整流器，危险性很大，如果出了问题，不由安振东同志个人承担，由党支部负责。”在它上面还盖了工厂的大印和党支部书记个人印章。这是党与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物证，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基层党支部顶逆流、冒风险保护知识分子的珍贵感情。安振东当时捧着这薄薄的纸片，感到它的千钧份量，热血在周身沸腾。他决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为了给安振东彻底平反，他原来所在的单位齐齐哈尔铁路局党组织和哈尔滨市整流器设备厂党支部，都向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整流器设备厂的书记、厂长曾13次跑到他的原单位，还派出了30多位同志到全国各地找他的同学调查了解情况，外调行程5．7万多公里。还有许多单位的同志也为安振东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终于弄清了情况。1979年5月11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给安振东发来了平反书，上面写着：“1958年判决是错误的，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组织上还决定恢复了他的原职原薪。安振东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风雨飘摇日月流，肝胆相照十几秋。党恩群情深似海，为民为厂志未酬。”老工人们也写了一副对联，赞扬厂党支部是
“有胆识骏马，无畏护良才”。
1982年，安振东被调到哈尔滨市二轻局担任了总工程师。为了使安振东获得国家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局党组推荐他参加一次全市性的考试。临场那天，局党组派出副书记兼局长、组织部长、技术处长等一起陪他前往。他在考场里应试，这些同志一直在场外等候。当安振东接到获得高级工程师的职称的通知时，他千言万语汇成两句话：“考试那天，局党组就象母亲送孩子考学一样，这高级工程师的证件上凝聚着党的心血啊！”
……
听着安振东讲的这一件件事，我们心里也极不平静。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安振东激动地说：“你们看，不应该好好地写党吗！”
采访结束时，我们同安振东有一个共同的结论：
党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离不开党！
（附图片）新华社记者　薛铁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