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的楷模杨秀峰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共产党员的楷模杨秀峰同志
薄一波　宋任穷
杨秀峰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英勇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知识分子党员的杰出代表。我们和秀峰同志共同战斗多年，他的卓著功绩和高风亮节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缅怀他的往事，深切悼念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投笔从戎，从大学教授到游击队司令员
秀峰同志出身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新文化的启蒙活动，继后又参加了“五·四”、“五·卅”等伟大的革命运动，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9年赴法国留学，翌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回国后，他在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分，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课堂作为阵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他讲的课很受爱国学生的欢迎，常常是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窗外也站满了听众。他积极参加著名的“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同广大青年学生战斗在一起，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崇敬，被誉为“红色教授”。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给秀峰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他和许德珩、张申府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第一次宣言”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丧失东三省，断送热河，又将拱手让出整个华北等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愤怒斥责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青年学生的罪行，热情赞颂爱国学生“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族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号召“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
秀峰同志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该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他们采用多种形式，把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一起，组织集会和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的反动面目。国民党反动当局网罗右派势力对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进行围剿。此时，国民党反动御用文人陶希圣发表文章，无端攻击“西班牙人民阵线”，进而大肆攻击诬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秀峰同志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于1937年5月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致陶希圣的公开信》，痛斥陶希圣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陶的文章和行为是效颦日本侵略者，为敌张目，是制造民族分裂的“最好典型”，从而揭露了陶希圣之流的丑恶嘴脸。秀峰同志在少奇、彭真、林枫同志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在华北文化教育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口头上宣布抗日，实际上部队纷纷南逃。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气焰嚣张，到处散布民族失败主义。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等十大救国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秀峰同志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笔从戎，率领一批平津爱国青年奔赴抗日烽火第一线，到冀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很快组织起一支有几千人参加的冀西抗日游击队，秀峰同志担任司令员。从此，他投入了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一位颇有名望的大学教授，毅然由繁华的大城市转入艰苦的农村，由幽静的书斋、课堂走上硝烟弥漫的抗敌战场，由一个文人、学者到拿起枪杆指挥部队战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折！这充分表现了秀峰同志坚决服从党的需要，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自觉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精神。这一革命壮举，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为发展和巩
固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秀峰同志是冀西、冀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模范执行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冀西革命根据地，冀南行政公署，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
“七七”事变后，我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于1937年底和1938年初先后派出东进纵队和骑兵团开进冀南。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和团体，取得重大胜利。1938年8月，成立了冀南行政公署。
1938年5月，秀峰同志奉党的指示，以冀西民军司令的身分，借募集棉花、棉衣为名来到冀南。当时，秀峰同志利用国民党正在网罗知名人士，扩大势力之机，取得了“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特派员”的合法职务和河北省政府委员的公开身分。为便于进行统战工作，党决定由他担任冀南行署主任。
行署成立不久，蒋介石委派的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就借机寻事，与我争夺地盘。1938年11月，秀峰同志外出组织反扫荡斗争，那位省政府主席以行署主任“不知去向”为借口，公然宣布取消我冀南行署，进而提出撤换县长，解散所有的抗日人民团体。他的属下更进一步提出“驱逐八路”的反动口号。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友三、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不断寻衅，制造摩擦。秀峰同志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在当时驻冀南的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当面警告那位省主席：“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的，你无权撤销，你撤销了它，老百姓就要起来反对你。”又说：“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在我一二九师的军事压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下，终于挫败了顽固派的阴谋，那位省主席溜走了。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又委派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秀峰同志在冀南参议会上提出著名的“拥朱拒庞”议案，要求任命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同志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这个议案，得到冀南各界人士的普遍响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拥朱拒庞”斗争。
秀峰同志经常到石友三、张荫梧部驻地做工作。他在同石友三等人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同时，还以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文化素养，谈古喻今，纵论当时的形势，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他们停止摩擦，一致对外，全力抗日。他给石友三的一封亲笔信中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正告石友三要站稳脚跟，顾全抗日大局，当心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自取灭亡。秀峰同志既坚持党的原则，又视对象和时机，十分注意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使争取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表现了相当高的斗争艺术，连那些顽固派也不得不表示钦佩。
为了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抗战，秀峰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冀南地区的实际，领导行署制定了公平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保护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救济灾民难民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冀南的公平负担采取累进法，即每人除一亩半地不计负担外，超过一至三亩者每亩计一亩二分，以上类推，直至超过十八亩以上者每亩计两亩，既减轻了少地农民的负担，也防止了乱摊派的做法。秀峰同志经常深入各地检查贯彻落实情况。一次，他在检查中发现有的农民负担“不公平”，立即予以纠正。实行这些措施，既保护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又兼顾到各阶层的利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秀峰同志十分重视和善于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冀南教育界的著名人士有不少就是在秀峰同志的直接帮助下积极投身抗日的。通过他们又团结、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队伍。为了训练知识分子和为根据地培养干部，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1938年8月成立以秀峰同志为院长的抗战学院。他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学院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共训练了2，700余人。学员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毕业后充实到根据地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各部门，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
秀峰同志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配合八路军前方作战，倾注了许多心血，在领导群众破路，拆城拆寨拆堡，空舍清野，征集救国公粮，动员军装鞋袜，组织自卫队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跟到哪里。1939年2月，行署颁布破路训令，发动群众和军队把所有大车路一律挖成深沟，掘出之土培于沟上两岸，既能阻挠敌人机动车辆的窜犯，又便于我军民利用深沟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群众称之为平原地区的“人造山川”。仅7月间冀南就破坏敌人苦心经营的汽车路达21，900公里，对我坚持敌后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秀峰同志严格贯彻毛主席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各项指示。在根据地政府的人员分配上坚持“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大体上各占三分之一。在精兵简政方面，他作出了突出成绩。由他主持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坚决措施，裁减人员48％，节省经费46％。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载文赞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真、周密、彻底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取得了边区精兵简政的经验，足供各根据地借镜和效法。”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也称赞“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秀峰同志执行党的政策，一贯坚决果断，雷厉风行，严格认真，一丝不苟，事先有布置，事后有检查，并且时时处处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工作人员共同贯彻执行，使党的政策很快变成广大群众的实践。
克己奉公，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
疾恶如仇，对犯罪分子执法如山
秀峰同志一生清贞廉洁，克己奉公，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一意做人民公仆。他的高尚品德，一直为大家公认，受到交口称赞。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年代里，秀峰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和根据地的干部一起节衣缩食，一再降低生活津贴标准。行署成立前，县级工作人员每月津贴为5至20元。行署成立后，降为5元。1939年7月1日，行署根据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又再降为4元、3元、2元三级津贴制。一次，有一位工作人员抱怨吃不饱饭。秀峰同志对大家说：“这位同志的抱怨是不对的。现在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饿死饿不死的问题，群众和我们一样苦。只要饿不死，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战到底。”当时已经40多岁的秀峰同志身体力行，不要任何额外照顾，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常常和行署干部一起，蹲在风沙迷漫的露天地里就餐。秀峰同志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家里人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搞特殊。1942年，他的儿子由敌占区接到太行山根据地。孩子生日那天，工作人员设法找了二斤面，包了一顿素饺子。秀峰同志检查工作回来，见到儿子非常高兴。吃饭时工作人员端来饺子，他马上问：“今天食堂都吃饺子吗？”他听说不是，要工作人员立即把饺子端走。他家里人解释说：“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就让他吃了吧！”秀峰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作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怎能说服群众？”最后，还是把饺子送给伤病员吃了。秀峰同志对干部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凡是要求干部做到的，他都首先自己做到。在战争环境里，干部每天早晨出操。秀峰同志不论工作多么繁忙，甚至通宵达旦工作，也坚持同干部一起出操。他的身体瘦弱，但行军时，经常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总是习惯地背着手，从容不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走就是几十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那沉着坚定的步伐象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励着大家前进。秀峰同志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和他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无不被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德所深深感动，赞誉他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秀峰同志以解民于倒悬的革命精神，在发动群众救灾方面，工作做得很出色。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晋冀鲁豫地区竟有4年遭到水、旱、蝗灾。1942年和1943年发生全区性的大灾荒。秀峰同志积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救灾度荒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发动军民灭虫、抢种、开荒、纺线、发展运输等等。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灾荒。1949年下半年，河北省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水灾。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秀峰同志心急如焚，立即深入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这时秀峰同志已年过半百，依然保持着当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他视察灾区，经常坐马车，搭乘拉煤便车，或者步行，有一次坐“冰床子”（当地群众又叫扒犁）赶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天津、唐山、沧县三个专区的17个县，100多个重灾村。灾区人民吃什么，他吃什么，从不特殊。这年的春节，他是在滦南、丰南一带同重灾区人民一起度过的。1950年，河北灾情刚刚缓和，秀峰同志又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到皖北救灾。总理当面对他说，毛主席已两次点名要你到皖北去救灾。秀峰同志二话没说，立即奔赴皖北救灾第一线，又一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全国解放后，秀峰同志非常怀念在战争年代曾经生死与共的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1950年冬至1951年春，他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到河北省的涉县、阜平和遵化、迁西等老根据地，走家串户，慰问那里的群众。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少奇同志还给秀峰同志打电话，称赞他做得好。国务院为河北老区人民拨了一笔专款和大批衣物，华北局的领导同志也表扬秀峰同志抓得对。以后，中央组织了几个慰问团分别到老革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并委派秀峰同志担任北方慰问团的副团长。他又一次到太行山区、冀南等革命根据地慰问。老区人民对中央的热情关怀非常感动。
秀峰同志对人民群众一贯无限热爱，而对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疾恶如仇。在他担任冀南行署主任的时候，有一个食堂管理员多次贪污大家微薄的生活津贴，有一个马夫偷卖马料，经过多次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秀峰同志十分气愤地说，在我们这样困难的时候，为了抗战，一粒粮食都是宝贵的。他们不顾革命胜败、民族存亡，贪污枉法，是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必须严加惩处。经行署研究，严办了这两个败类。全国解放前夕，秀峰同志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华北人民监察院院长的时候，有两位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纪律，损害人民利益，造成很坏的影响，秀峰同志坚持党的原则，讲真理不讲面子，坚决撤了他们的职。
秀峰同志一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执法如山。1950年，他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时，曾听亲属反映，他的一个侄子参加过地主还乡团，罪恶严重，民愤很大。他立即派人到冀东调查，查实后亲笔批准枪决。三十多年过去了，秀峰同志大义灭亲的高尚品德，至今还在群众中传诵。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崇高的革命晚节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秀峰同志时说：“‘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怕死’，他兼而有之。”这样高度的评价，秀峰同志是当之无愧的。他毕生视钱财如粪土，置生死于度外，完全是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投身革命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外国进步记者对秀峰同志的革命献身精神表示不理解，说“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京颇有名气的历史教授，如今象游方僧人似地在山区里奔波，从驴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举止文雅的教授……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呢？”秀峰同志的回答是：“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对秀峰同志来讲，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他终生不渝的实践。无论是在异国他乡的飘流，还是革命环境转折的考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身居要职；也无论是王明错误路线的高压，还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秀峰同志的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移，他把一生的心血完全融化于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事业之中。
秀峰同志在法国留学期间，冒着时刻被捕的危险，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帝同盟组织，创办了《工人》等革命秘密刊物，翻印了旅欧总支部的机关报《赤光》，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领导了留法学生和华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集会游行。1932年2月，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帝国主义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秀峰同志的革命意志。
1932年3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秀峰同志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他和林铁等同志为维护党的团结，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这时，王明迫害陈郁同志，威胁秀峰等同志说：“谁同情陈郁，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谁学习，送工厂做工！”秀峰等同志没有被王明的威胁吓倒，在一次学生支部会上，严词驳斥了王明的诬陷，他拒呼“王明万岁”的口号，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明恼羞成怒，很快就设法把秀峰同志流放到一个矿去做工。做工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秀峰同志的一只手被炸伤致残。
建国以后，秀峰同志担任过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高级领导职务。他虽然年事日高，但革命精神不衰，始终忠心耿耿、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秀峰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国民党”，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革命信念不变，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到了暮年，秀峰同志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晚节。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恳切提出不要选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秀峰同志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再三请求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不要把他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按制度离休。他的信得到中央批准，印发代表大会，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称赞。秀峰同志带头拥护和支持党的干部制度的改革，模范执行中央关于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决定，为老干部树立了榜样。秀峰同志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党的建设、人民的事业，再三叮嘱在他去世后一不开追悼会；二不留骨灰；三把他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在他弥留之际，还十分关心整党工作，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把党整好。”
当前，根据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自上而下的整党已经开始。秀峰同志这样一位一身正气、对党忠诚、品德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我们大家都要争取做一个象秀峰同志那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努力把党整顿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好。这是对杨秀峰同志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