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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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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4-01-09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
——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
张笑天
编者按:吉林省作家张笑天同志近几年来发表过不少作品,其中有比较好的,也有不好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载《新苑》1982年第2期),以违反真实的情节,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斗争历史,是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小说发表以后,读者和文艺界对作品的错误倾向和作者不严肃的创作态度进行了批评。中共吉林省委和作者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有关领导,也对作者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张笑天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作了自我批评。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吉林日报》最近发表了他的自我批评文章,现转载于此。
写下这个题目,我既感到惭愧又感到沉重。作为一个党员作家,我深感写出《离离原上草》这样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小说,是有负于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有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最近,重温《邓小平文选》,认真学习了十二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特别是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精神,更感到有必要按整党精神要求自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离离原上草》这部作品中所宣传的赤裸裸的超阶级人性论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是一种自由化倾向。
《离离原上草》发表一年多以来,陆续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开始对批评反感,认为是“打棍子”,是“极左的一套又来了”,所以才抛出坚持错误的文章《索性招惹它一回》。随后,又抱着消极挨整的态度,这都妨碍我冷静思考自己的失误,影响自己对创作思想作必要的清理。与此同时,我还抱有委屈情绪。我觉得自己是受过“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的人,在“四人帮”垮台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怀着对“四人帮”的义愤,怀着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信赖之情,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发表了一些作品。少数作品出了毛病,便被点名批判,总觉得委屈。初期根本没有认识到《离离原上草》所反映出来的错误倾向之严重。
只有社会效果才是检验作品的最好尺度。前不久,有的青年同志跑来告诉我,说他“从《离离原上草》的主人公杜玉凤身上学会了做人,受到了善良人性的陶冶”,也听说有的大学生看了这篇小说之后,认为有“人情味”,争相传看。这等于从反面对我击一猛掌,吃惊之余,促我猛醒,使我不能不对《离离原上草》的失误作深刻反省了。
同时,我受到了党的关心、爱护和教育。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更加体会到党的温暖。我的小说给党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党并没有抛弃我,还是立足于教育、帮助,仍然期待我写出好作品来。在这样一片诚恳友爱的气氛中,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正确的批评呢?
诚如许多批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离离原上草》的失误,不单纯是艺术上、技巧上的原因,主要是哲学思想和创作思想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面对历史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某种哲学沉思的时候,重犯了一个崇拜抽象人性的唯心主义错误。
在这部小说里,我着力塑造、歌颂的女主人公杜玉凤,不过是我主观意念的化身,不具有艺术的典型性,自然找不到行为合理的动机和心理依据。在我笔下,杜玉凤成了具有化敌为友、化仇为亲伟力的人物,成为抽象的人性、博爱、良知的化身,成为一种可以代替、抹煞阶级对立的、超然物外的、爱神般的力量,这就贬低和歪曲了我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包括它的最高形式——人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就以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情节来说吧,事实是:人民战争使他们放下武器,劳动改造政策使他们变成新人,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使他们转变反人民立场,如果说他们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了,都是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而在我的笔下,却把战犯申公秋的转变归功于杜玉凤母爱般的人性感化力量。反转过来,申公秋再用人性去感化共产党员苏岩,使他们三者集合于人性的大旗下,尽释前嫌。这哪里还有什么阶级观念、是非观念?这就把阶级斗争的历史写成了人性实现、人性胜利的历史。而把这种抽象的人性作为改造社会和人生的处方开出来,势必造成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后果,使人堕入虚妄和迷茫,使人斗志涣散,社会效果显然是不好的。这些都是始料不及的。
《离离原上草》对生活作出错误的理解和判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实践的指导。
在“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需要,他们炮制出一套极左的“文艺理论”,我出于对这一套极左的“文艺理论”的义愤和面对当时不正常的文艺批评,使我不分正确与谬误,一概偏激地排斥理论,放松理论学习,公然声称“过去没有,今后也不想靠理论指导创作”。其实,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创作规律,也不符合我本人的创作实际。文学创作不是纯客观记录,而是作家有意识的、自觉的精神劳动,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决定了文艺的性质,也就是文艺作品中必然体现着一定的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才能正确地洞察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来。我“不靠理论指导”的后果是离开了正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准则,不知不觉地受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打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还自以为是创新,这教训是很深的。
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只能侵蚀放松世界观改造的人。一个时期以来,我以教育者自居,创作的一帆风顺使得自己日渐骄傲,明显地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所以当外来的各种错误思潮泛滥时,我丧失了抵御能力,那些宣扬“人性”、“人性复归”、“人的价值”以及“异化”等等口号,都诱使我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在我看来,写正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正常感情是不能达到艺术突破的,只有写历史动荡时期对立尖锐的双方人情感化,才能写出新意来。这是我选择淮海战役和十年动乱时期为背景,设计了一个国民党将军和一个解放军女战士之间人情演变中心情节的契机。这种不问阶级关系、不顾历史真实的探索,其结果,不要说对淮海战役的历史真实,就是对“十年动乱”的历史,都造成了失真。诚然,小说中确有批判“四人帮”违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但是,把“十年动乱”的起因,简单地归结为人道与反人道的斗争,这根本不能反映我们同“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实质。
在生活中常常出现泼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的蠢事。导致我写出《离离原上草》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四人帮”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整人、打棍子,给思想政治工作蒙上了灰尘。我出于对“四人帮”那一套的憎恨,有时连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些厌倦,甚至怀疑其效果,因而常常求救于人性感化,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事实上,我所向往的这种万能的人性感化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不得不用虚假的臆造来代替现实生活。艺术的“新大陆”不是在心灵的“自我”中,而是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文艺作品不可以不顾生活真实任意捏扁、搓圆。综上所述,《离离原上草》产生的背景,就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必然导致歪曲生活的后果。正象批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完成我的意念,完成我对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理想的艺术追求,不惜牺牲历史,给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套上神灵的光环,这在创作方法上讲,也是背离现实主义的。
在对待生活的问题上,我曾经强调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认识生活。当然,认识生活是必要的,可我这种带有明显偏激情绪和片面性观点说出来的话,实质上是为《离离原上草》这样违背生活逻辑的作品开脱、辩解。以我个人写作为例,也足以说明生活功底对一个作家作品的成功与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作品,凡是写得好一点的,都是生活积累厚实的,凡是写得不好的,都是生活基础薄弱或图解某种概念的产物。这事实从反面证明了,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多么不容忽视。
《离离原上草》暴露出来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及时地敲起了一次警钟,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什么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什么时候就要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是在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艺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同一切旧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中成长起来的。不能因为批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文化禁锢主义,就可以忽视社会主义文艺同资产阶级文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文艺的界限。
《离离原上草》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就是超阶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誓词中当年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拿起笔来写《离离原上草》时,不是理直气壮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却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张目,这难道不是党性不纯吗?
社会主义文艺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以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己任。其作品,应有正确的认识价值和健康的审美价值,是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的。所以,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是共产党员作家的职责。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他又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所应持的态度和立场。
吃一堑长一智,我应很好地吸取教训,永远牢记,第一是党员,第二是作家,而不是相反。我要永远记住邓小平同志的告诫:“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
我的认识不能说很深刻了,我还要在今后置身火热斗争生活的过程中,经受磨练,记取教训,永远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坚持深入生活,为社会主义写作,为人民写作,永远不忘党员作家的光荣职责。
(原载《吉林日报》1983年12月12日,本报转载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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