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油办”变成了“刮油办”——河北永清、固安两县“支油办”纪实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支油办”变成了“刮油办”
——河北永清、固安两县“支油办”纪实
本报记者　王庚南　新华社记者　孙景章
当华北油田的一条条输油管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原油的时候，一支支肉眼看不见的“吸油管”，也从一些县的“支油办”（全称是“支援油田建设办公室”）伸向了油田，非法截留、捞取大量国家建设资金。钻进“支油办”的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打着支援油田建设、协调工农关系的旗号，把骗取和截留到手的国家资金，大肆贪污盗窃，任意侵吞挥霍，使好端端的“支油办”变成了群众唾骂的“刮油办”。
肆无忌惮地敲国家竹杠
华北油田是“六五”期间全国93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国家对这个油田的开发十分重视。河北省各级政府和当地群众，对油田建设给予了巨大支援。华北油田对开发和建设中给地方造成的损失，按国家规定进行赔偿。各级“支油办”在沟通工农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也有害群之马。
有些“支油办”的部分工作人员，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变成了营私舞弊的特权，乘机进行蛀蚀社会主义经济肌体的非法活动。他们内外勾结，敲国家竹杠，骗取和截留油田给地方的赔偿款。
永清县“支油办”自1977年4月成立以来，先后接受华北油田赔偿费455．9万元，无偿援助款415．7万元。其中仅赔偿费一项，就被县“支油办”截留、挪用了12．2万元。
这个“支油办”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敲国家竹杠，一是得到一些丧失原则的领导干部的支持，二是同油田内部某些人员沆瀣一气。
1978年至1979年，永清县“支油办”先后多次谎报桥梁被损坏，骗取国家资金，都是在县委副书记王振武指使下干的。而油田某些人，慷国家之慨以营私利，三次从赔偿款中扣留10．4万元，用来购买吉普车、面包车4辆，余款转汇给了该县其他“关系户”单位。
还是这个王振武，为扩大非生产性基建投资，竟然骗取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资金。1979年3月，永清县新建虹光电影院时，省计划部门限支27万元。王振武身为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多次私改设计方案，扩大基建投资，指使“支油办”以“西场第三桥被损毁”为由，从油田索得所谓赔偿费3．5万元。其实，西场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桥”。他们这样连续干了三次，骗取油田赔偿款59，984元，并从卖原油款中扣了3万元，总共非法支用国家资金近9万元。对王振武却毫无触动。1981年，他又调任地区经委副主任。之后，才被迫停职检查，实际上在家养病。
上行下效。县“支油办”负责人、财税局局长李瑞全与一个公社书记合谋，编造树木受损假报告，骗得赔偿款2，006元，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一个姓高的“关系户”想要摩托车，“支油办”又一个假报告，骗得7，000元，用5，2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送上高门。
不加掩饰地巧取豪夺
“要想‘富’，抱住油田这棵摇钱树！”
“缺钱花，油田抓！”
这种奇谈怪论，正是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阴暗心理和卑劣行径的真实写照。
固安县“支油办”贪污团伙首犯张文贤，就是把油田看作一棵“摇钱树”，从上边摔下来的。主犯黄瑞生，革命几十年，已经63岁了，被金钱诱惑，因而犯罪。几年来，这个贪污团伙采取种种非法手段，先后贪污私分、侵吞财物达18，000多元。
不仅如此，张、黄二犯还拿国家建设资金，赠亲送友，任意花用。凡不符合财经纪律的款项，都从截留的赔偿款中支出。仅张文贤分管“支油办”二年中，凭个人关系在酒桌上和私下点头，非法批出去的款项就达2万多元。
另一位副县长说了声“经济困难”，张文贤大笔一挥，从赔偿款中批给1，000元“补助费”。县文教局长要修简易卫生间，张文贤一张白条，又批给1，000元。油田一个“关系户”在县木器厂打了一套“平价”家具，张文贤二话不说，给木器厂拨去赔偿款2，520元，抵支了“关系户”少付的款。甄沿村也是“关系户”，说了声没钱花，他头轻轻一点，就从赔偿款中拨去6，720元的所谓“奖金”。
永清县“支油办”巧取豪夺的花样，一点也不比固安县逊色，请看他们的所作所为：
乱用赔偿款，换取农副土特产品。“支油办”先后从赵家场、赵辛溜拉苹果1万斤，给赔偿款6，000元，抵支了苹果价款。从辛屯拉走花生13麻袋、食油50斤，给赔偿款3，000元。
公款行贿，出一进二。他们采取“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法，利用赔偿款1．5万元，购进电视机、蚊帐、沙发、摩托车、烟、酒等物，向油田有关人员送礼、行贿。礼到神通，一方随意编造赔偿项目，一方也就如数照批。就这样，12．2万元赔偿费被他们合伙骗走了。
互相勾结，损公肥私。王振武与辛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勾结，先将这位支书在“支油办”借的500元私人欠款，在“涵洞赔偿款”项下核销，而后王振武等3人在该大队以低价买走柁、檩，少付款1，130元；用同样手法，他们又给北岔大队拨去赔款2，000元，仍以低价买回柁、檩、水泥瓦等，少付款1，140元。
不必再详列帐单了。凡此种种说明，这些人见利忘义，什么重点建设，财经纪律，党纪国法，统统被抛到了脑后。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捞取个人私利的资本，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令人吃惊的挥霍浪费
固安、永清两县的“支油办”，随意支用国家给农民的赔偿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4月，这两个县的“支油办”，共挥霍浪费国家重点建设资金63，762元。5年中，平均每月挥霍人民血汗1，000多元。
群众反映，“支油办”的一些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没有宴席不办事”。还有人说，“支油办”的一些人，最大的能耐是吃吃喝喝，请客送礼。他们都以县招待所为据点，一请就是几桌，一桌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大鱼大肉，茅台、董酒，高级香烟，连吃带拿。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
1981年春节，张文贤为给油田送礼，一次就从赔偿款中批了3，539元，买了高级香烟、茅台酒、花生、羊肉等。他浑水摸鱼，两次从中拿走高级香烟16条，茅台等好酒16瓶，花生一麻袋，羊肉30斤。
还有些听来似乎滑稽的事情。“支油办”的一些人不仅干了，而且洋洋自得。他们有些人，连家里用的消费品，如烟酒、水果、皮鞋，以至高级滋补药品鹿茸、鹿茸精、鹿血膏等，都从赔偿款中列支；自行车、手电筒、邮票、戏票，甚至几只雏鸡，也在赔偿款中报销。
象永清、固安县这样的“支油办”，在河北省并不是绝无仅有。全省有近70个县设“支油办”，从初步清查的情况看，“一潭清水”者极少。一些重点县，如任丘、河间、雄县等，清查的任务更大。
在河北省委直接领导和省纪委的具体部署下，从去年4月开始，全面展开了清查工作。一些罪行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如张文贤、黄瑞生、李瑞全之流，作为曾依附于我们党的肌体的一个毒瘤，已被除掉了。然而，这么多“支油办”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不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吗！如果我们各级领导机关，能够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廉洁奉公，把好关口，经济犯罪分子怎能为所欲为呢？
如果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健全的，大公无私，纪律严明，不给坏人留下可乘之隙，那些经济犯罪分子能得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