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纪念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同志
蒋南翔
吴玉章同志原名吴永珊，四川省荣县人，生于1878年12月30日，今年是他诞生的一百零五周年。吴老是我国一位久经考验的爱国志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深受革命青年尊敬爱戴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从他1903年出夔门去日本探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直到1966年12月病逝，六十多年间一贯站在革命的前列，坚贞不渝，奋斗不息，为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付出了全部心力。1905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曾为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筹运军火。辛亥革命中他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荣县起义和内江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会的七个代表之一（其他六位中共代表是：毛泽东、陈绍禹、秦博古、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驱者之一，吴玉章同志在中国现代史上每一个转折关头，都站在革命的进步的一面，从拥护变法维新转到革命民主主义，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吴玉章同志的一生，是坚持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紧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一生。
吴玉章同志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早在1915年他就发起成立“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他在法国与蔡元培等人同法国教育界人士联合组成了“华法教育会”，负责组织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1922年他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又在重庆创办中法学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和华北大学校长。建国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同时主持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在吴玉章同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漫长岁月中，为革命战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培养了好几代干部。他的教育活动，时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在庆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吴玉章同志逝世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七年多了。在吴老一百零五周年诞辰之际，我国人民特别是教育界人士都在怀念他的高风亮节。我想着重谈谈吴玉章同志对我国教育事业和文字改革工作的卓越贡献，以寄托我们深深的怀念和衷心的景仰。
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吴玉章同志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教育家，而他之所以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正因为他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奔走革命，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兴办教育的。他与同时代许多进步的教育家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把教育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坚定明确地为革命的需要培养人才，他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也不是抱有“教育救国”的空想。他在参与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后，又于1917年重建了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他在当年5月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所作讲演中，就强调青年们到法国去要探求革命思想。五四运动以后吴玉章同志主持成都高师时，以当时四川最高学府的校长身份，保护全省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使高师成了当时成都进步势力的大本营。当时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反动当局逮捕，吴玉章同志立即去电保释，并聘请恽代英同志到校任教。1925年，吴玉章同志创办重庆中法学校时期，进一步使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特别注意招收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机关、学校开除的进步青年。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二十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和开拓着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1939年，吴玉章同志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在战争年代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吴老以极大的热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干部。华北大学是1948年6月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的。这所学校吸收了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大中学生，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很快输送到各个战场。学生毕业时，吴老勉励他们“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把工商业发达起来”。华北大学集中了老解放区干部教育的经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万七千多名干部，为迎接全国解放、接管广大新解放区，作出了很大贡献。1948年，谢觉哉老同志曾赋诗祝贺吴老七十大寿，其中有云：“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这是对吴老的热情赞颂，也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一代学员当中，许多人现在已成了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建国以后，面临着恢复经济并逐步转向大规模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材。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任命吴玉章同志为校长，并指出，成立这所新型大学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遵照这一决定，在吴玉章同志主持下，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加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一部分领导骨干，又合并了政法大学，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建校以来总共为国家培养了6万多名全日制毕业生，它举办的函授教育也培养出本科、专科毕业生一万九千多人。应当说，吴玉章同志致力教育事业的半个世纪中，他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十七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吴玉章同志在人民大学的工作，最突出地体现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特色，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吴玉章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和发展了老解放区教育的革命传统，模范地执行了中央关于“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在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也招收一部分中学毕业生。人民大学从建校之初就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既有本科、专修科、研究班，又有夜大学和函授部；还曾开设工农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通过这一途径使更多的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从中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材。吴玉章同志按他一贯的为革命办教育的指导思想，悉心研究国家经济建设、政法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对人材的需求，来决定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在财经方面，一开始就设有经济计划、财政信用、财政银行、工厂管理、合作社、对外贸易、统计等专业，以后又增设了经济信息管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比较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新中国社会主义的高等财经教育体制，最早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并奠定基础的。
应当特别指出，吴玉章同志很早就提出要把管理人材的培养列入国家计划的要点。他在1954年就向中央建议，国家五年计划草案中关于高等教育的重点
“应增加培养管理人材的院校和系科”。他认为，“在强调培养技术人材的时候，还须同时注意管理人材的培养，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他指出，“不能认为调些老干部转到企业中去就算把企业管理问题解决了，要把企业管理好，非有丰富的知识不行。不但要学经济科学，而且也要学技术科学，只有学会了这许多科学知识，才能成功地领导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管理工作落后于技术工作的现象尽管还是在萌芽，但若不及时注意，将来就可能造成大的损失”。事实正如吴老所担心的那样，我国在相当时期内忽视了干部的正规教育和财经、管理人材的培养，使我们经济建设中深感到这方面人材的缺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四化建设的需要和中央的部署，许多高等学校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加强了财经和管理人材的培养工作，并开始见到成效。现在回顾一下，吴玉章同志早在三十年前就敏锐地觉察到忽视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表现了一位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重温吴老的上述见解，应当更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他的教育思想。那就是办教育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出发，兼顾当前和长远，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教育事业，按照又红又专的方向培养学生；而不是把我们的主观愿望或学生的个人志趣作为出发点。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
（二）吴玉章同志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当时关于学习苏联的方针。全国解放之初，旧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基础是很可怜的。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一共只有十一万七千多人，教师只有一万六千多人。原有的国立大学、教会学校、私立大学，都是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旧中国大学中广泛存在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和崇洋媚外的思想，还有待清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新型大学，显然不能走旧中国盲目抄袭欧美教育的老路。当时中央采取“以老解放区新教育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的人民教育”的方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由于吴玉章同志曾创办过老解放区的高等学校，又有在旧中国办教育的经验，对苏联教育也有相当了解，因此他能比较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上述方针。在他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在系科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针、科学研究、师资培训等方面，都根据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吸取苏联经验，也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关于学习苏联，他强调对待外国经验，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教条主义。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可取的。
（三）吴玉章同志提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大学讲坛，努力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建国初期，在其他高等学校，广大教师对马列主义还有一个逐步了解和熟悉的过程，而新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最先在各个系科、各门课程的教学中较好地体现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所学校把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人民大学培养了大量的理论人才，在理论研究中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遇到许多从事理论工作的干部和理论课教师，或者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或者是在人民大学进修过的。吴老教育教师和学生要努力成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在吴老以身作则和大力倡导之下，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校同有关业务部门和企业建立有固定联系的制度，双方订立契约，实行互助合作，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师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调查和生产劳动，又聘请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到校作报告，学校的教师、干部也参加业务部门的研究工作。人民大学每年都要举行校内外结合的科学讨论会，并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毕业生出去工作，也表现出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广泛受到好评。吴玉章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这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同各门学科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学风和校风，是很值得坚持和提倡的。
当然，人民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一样，工作上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而且是巨大的。
吴玉章同志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建国之初，党中央决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成立中国教育工会，委托吴老筹建。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吴玉章同志当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在大会上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裂对立的现象开始走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与统一的方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很大的一件事情”。他还在1954年“五一”节致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教育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支劳动大军——脑力劳动者，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极其重视我们的劳动贡献，也殷切地期望我们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吴老一贯关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亲自过问小学教师生活待遇如何改善，又认真研究如何使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充分发挥作用。他曾说，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吴老号召广大教师珍视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荣誉，严格地要求自己，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先驱
我国的文字改革，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文化生活，关系到国家的繁荣昌盛。吴玉章同志早年曾经沉痛地说：“不仅帝国主义强盗们贱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有看不起自己的，以至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国家落到半殖民地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绝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文化落后。”而难学难用的方块字，“不仅为难了广大的人民，同时也使世界的人无法了解中国的实在情形”。所以他尽后半生的心血，一直把文字改革当作一项革命事业，为之奋斗不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吴玉章同志到莫斯科之后，就主动参加了汉字的改革工作。他先后同瞿秋白、林伯渠、萧三等同志一起，研究汉字的根本改革，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吴玉章同志于三十年代初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侨当中，四十年代前期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先后进行过用拉丁化拼音文字来扫除文盲的试验。在陕甘宁边区，吴老曾任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主任，举办过新文字干部学校，主持过《新文字报》和《新文字丛书》的工作。这些初步的实践，为解放后在全国范围开展文字改革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建国以后，吴玉章同志先后担任文字改革协会主席、政务院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教育部长马叙伦）、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工作。一位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多年的同志曾告诉我一个真实故事：1958年吴老在向全国政协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恳切地说，我已经八十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为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它奋斗到底。这番话使当时主持会议的郭沫若同志非常感动，他站起来说：大家应该学习吴老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场的人士也无不为之动容。
根据中央决定的工作方针，吴玉章同志大力推动汉字的简化和整理工作，以减少汉字在教学、阅读和书写上的困难。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共同努力下，于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一部分汉字的笔划，减少了常用汉字的数目，便利了群众使用，并促进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作。吴老非常重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认为这不仅是实现我国文字拼音化的必要步骤，而且是关系到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在吴老领导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8年2月制定出《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吴老曾在为普通话学习成绩观摩会题词中号召“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的统一，使我们的语言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服务；积极推行汉语拼音字母，用来巩固扫盲成果，以促进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初步实现了中国近百年来先进的人们所期望的目标：普通话在各地区比较通行；汉字经过简化和整理，较为易学易用；国家有一个共同一致的并能在国际上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二十五年来，汉语拼音方案在普及教育和国际交往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用汉语拼音来书写中国的人名、地名，已经得到国际公认。
吴玉章同志主持全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十多年，真是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到华北、东北、华东、西南十多个省、市检查、推动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教学。为了解决字母和拼法上的疑难问题，时常废寝忘食，日夜苦思。他提倡简化汉字，批评那种认为简化会使文字混乱的错误意见，同时也反对一下子造出大批新的形声字，使群众难于接受。对于政府已经公布试行的改革方案，他很注意倾听工农群众和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反应，力求再加改进。总之，吴玉章同志不仅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创始工作，而且负责领导了建国以后全国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几十年。他作为这一事业先驱者的光辉业绩，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和师表
1939年，我在重庆初次认识吴玉章同志。那时中共南方局青委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主办了一期大后方的青年干训班，请吴老讲课，他讲中国近代革命史，具体、生动地讲述辛亥革命以前，许多革命先烈为了推翻专制王朝而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他平静地娓娓而谈，亲切感人，在听讲的青年同志心中，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在以后二十多年中，每次和吴老接触，常不禁引起我初次在重庆听讲时的回忆。
吴玉章同志一生，为党为国，公而忘私，他的功业品德在革命队伍里备受尊敬。但他一贯谦虚谨慎，永不自满，刻苦精进，至暮年亦不稍衰。1960年5月吴老的《自励诗》有云：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吴老何止是青年的好范畴，他实实在在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后来者的好范畴。吴老最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是他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无产阶级教育家集于一身的品格。近百年来，我国进步的教育家为数不少，但象吴老这样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兼教育家，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他一生坚持革命，从宣传和组织群众，购运军火，直到深入龙潭虎穴，亲身参加武装斗争。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不仅当校长，而且当教员，直到晚年还亲自讲课，给学生讲辛亥革命，讲五四运动，讲党的历史，讲中国文字改革，甚至直接给学生教汉语拼音。他一贯把教育与革命结为一体，坚持育人为革命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正是他胜过一般进步教育家之处，也是他堪称无产阶级教育家的理由所在。
吴老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还在于他一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革命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宝贵经验。吴老的教育活动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功德载口碑。他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集新旧教育、中外教育之精华，尤其难能可贵。我们纪念吴老，在广泛宣传他的革命功业的同时，应当特别珍视并认真总结他培养人材的经验，作为当代和后世学习的生动教材。继承和发扬吴老办教育的经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和不断提高，将是有力的促进。
吴老最值得学习的，尤其在于他那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说他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几十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吴老对党和人民怀着真诚的热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从而在斗争中表现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革命节操，和生命不息创新不已的革命风格。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上的严谨细致和平易近人，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的斗争中，吴老的言行风范更加显出它的夺目光辉。
吴老永远活在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心中，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心中。让我们继承吴老未竟之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百折不挠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这是我们对吴玉章同志最好的纪念。
（1983年12月30日）（附图片）
吴玉章同志在写作。
吴玉章同志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一起。
郝建秀同志（右一）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期间，在校运动会上同吴老合影。
（本栏照片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