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咱们的牛百岁》想起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看《咱们的牛百岁》想起的
张骏祥
赵焕章同志继《喜盈门》之后，又拍了一部一般叫做农村片或农村题材片的《咱们的牛百岁》，拍成之后拿到农村去试映，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我以为，《牛百岁》的成功使我们在电影界长期争论的几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些解答。
许久以来，有一种几乎是公认了的说法，说是农民兄弟喜欢看的影片只是“一唱二打三反特”。就是说农村爱看的只是戏曲片、战争片和惊险片。这种说法倒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的确是带了各种影片（包括农村题材的影片）到农村去放映了，作了实际调查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因为今天农村的文化水平、欣赏水平提高了呢，还是过去某些所谓农村片并没有能真实地反映农村的生活，没有深入触及农村生活中的矛盾，只是对政策作了些图解，说了些想当然的话，因而得不到热烈的反应呢，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事实说明，象《不该发生的故事》、《喜盈门》这些影片，农民是很欢迎的。现在《牛百岁》又一次证实了：只要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塑造了村子里天天碰得见的象牛百岁、菊花、天胜、田福这样的人物，触及了象在承包责任制的热潮下如何带动落后人物搞好生产这样的新问题的作品，农民弟兄是很爱看的。农民欢迎的不只限于“一唱二打三反特”。当然，戏曲片、战争片、惊险片都是需要的，但不能止于此矣。我们既不要以“一唱二打三反特”来束缚自己，更不能以此来为不热衷于拍农村题材作辩护。
谁都承认观众很需要喜剧，但是喜剧却越来越少。过去戏曲舞台上不乏杰出的喜剧，可是今天舞台上银幕上却难得见到好的喜剧作品。有个外国朋友问我说：他认为中国人是最懂得幽默的人，可是为什么银幕上却很少有好的喜剧片呢？我觉得他问得很对，可是一时却答复不上来。有人说，喜剧少是因为喜剧离不开讽刺，可讽刺弄不好就会伤人，惹出麻烦。事实倒也确是如此，多年来几部讽刺喜剧命运都不佳，总有人要“对号入座”，认为讽刺的是他，责难很多。因此弄得喜剧作家慨叹“望喜生畏”，对讽刺喜剧不敢问津了。也有人试图改弦更张，搞所谓“歌颂性喜剧”，利用一些误会巧合产生的喜剧因素引人发笑。也有人干脆靠在银幕上搬弄些噱头笑料来取悦观众，这就不免常常会遭到评论的责难。喜剧究竟该怎么搞，好象谁也吃不准。座谈会倒是开过不少，可是在实践中能实现的经验还是不多。我看现在《牛百岁》的成功倒又给了我们一些启发。这部影片既没有讽刺谁，也不是靠耍什么硬噱头，然而却可以算得是妙趣横生的喜剧，在农村试映时是笑声始终不绝的。作者袁学强和导演赵焕章是从农村日常生活里，从人物彼此关系上看到许多喜剧因素，又用熟练准确的技巧送到观众的笑神经上。历来的戏剧理论认为喜剧的源泉有三：一曰来自人物性格，二曰来自人物所处的情境，三曰来自语言。《牛百岁》的喜剧因素，似乎三者兼而有之。田福的懒，秋霜的醋劲，牛其的爱抡拳头，新良的“三只手”毛病，……这些可以说都是喜剧性格；牛其扭宝生的屁股装病骗秋霜回家，田福砸锅赔锅，这些可以说是喜剧情节；秋霜和菊花的对骂，牛百岁夫妇炕头上的夜话，又是精彩的喜剧语言。总之，除了辛辣的讽刺、安排误会巧合和摆弄噱头之外，喜剧的道路也还是颇为宽广的。关键在于编导是否真正熟悉他们所写的人物，熟悉这些人物的生活，熟悉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能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和彼此的关系中的本来不缺乏的喜剧因素，并运用恰当的技巧把它表现出来。当然，我还是主张讽刺喜剧应该在银幕上占有位置的。列宁讲过我们要笑着向旧世界告别嘛。误会巧合也不该一律排除，即使噱头笑料，只要不庸俗下流，也是允许的。《牛百岁》的喜剧的发掘确是颇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四人帮”的禁锢使电影创作人员闭目塞听，和外面世界隔绝了多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电影工作者才看到一些外国的影片。看到这些影片里有了许多新的表现手段，运用不少不同于过去的结构方法，也听到一些关于电影艺术理论上的新主张，因而感到自己一仍旧贯，在表现手段、美学观点上不免是固步自封了，于是要求在电影语言上追求更丰富更新颖的开拓。这本来是好事。近年来不少影片在这方面也有所收获。但是也有人因此对我们传统的表现方法表示厌弃，好象我们的电影没有优良传统可言，只能一概否定，与之作“彻底的决裂”了！甚至更有人对西方现代派电影也推崇备至，跟着提出诸如“反主题”、“反情节”、“反典型化”等等主张。电影语言、电影表现手段，也象其它艺术的语言手段一样，总是应该推陈出新的，但又总该是在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不是对传统一律否定，来个彻底决裂。对外国电影应该借鉴，但也不能亦步亦趋，来个全盘西化。电影必须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只是沿用叙事文学或戏剧文学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要求“丢掉戏剧的拐杖”、“和戏剧离婚”、“摆脱叙事文艺的束缚”等等，本来也是有道理的，有利于电影文学的发展的。但是因此就否定电影文学的存在，或者说电影就不能吸收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乃至说理文学之长，兼收并蓄，既是电影的，又是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乃至说理的，恐怕就嫌绝对化了。然而近年来在这些问题上却一直有着不少争论，莫衷一是。现在，《牛百岁》的成功似乎也给我们作了某些解答。影片的编导在电影语言、表现手段上也吸收了不少新的东西。影片的节奏更明快了，镜头的动作更灵活，也丢弃了一些旧的剪辑陈规，在时间空间的安排上也运用了一些新的结构方法（如菊花过去历史的交待）。但是基本上他们仍然运用的是我们习惯的传统的方法，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有着深深的民族标记。影片并没有犯图解主题或者“直奔主题”的毛病，然而“不靠整人，靠尊重人带动大家搞好生产”这个中心思想是鲜明的，毫不朦胧。影片着重写了人物，没有让情节牵了鼻子走，但是全剧贯串着的是牛百岁团结教育大家搞好生产的遭遇，清清楚楚。因此他们的影片每个农民都能看得懂，不是颠来倒去叫人越看越胡涂，非用小注加以解释不行。
影片是导演赵焕章同志精心拍摄的，但是它首先有一个很好的文学剧本。作者来自农村，自己是个生产队长，影片里的形象都是他所熟知的人物。这是影片所以成功的第一个保证。影片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作者提出的，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他塑造的，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乃至影片的喜剧风格，都是作者首先提供的。导演确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给了作者很多帮助，才使这位从未写过电影剧本的庄稼汉创作出这样一个好剧本；但是赵焕章同志始终对作者十分尊重，摄制中一直聘他作顾问，并没有把作者一脚踢开，说什么“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看这一点也是颇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