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尽速出版”的报纸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份“尽速出版”的报纸
顾家熙
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收辑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此文是1945年9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党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电报。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电报第一条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第二条说：“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抗日战争胜利了，在上海筹办《新华日报》，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读者的强烈愿望。10月初的一天我被梅益（即梅雨）同志介绍给夏衍和徐迈进同志。当我按约定的时刻到上海朱葆三路25号2楼11号时，他们两位即亲切地接见我。这样我就参加了由《救亡日报》改名的《建国日报》晚刊的工作。
在《建国日报》新一号上，夏衍写了《复刊之辞》的社论，其中说：“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了自信的预约：‘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便间关万里的回到上海，再把这一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睽别了八年的读者。”夏衍又写了代《春风》副刊的发刊词《杂谈副刊》，还以记者署名发表了连载通讯《乱离人语》，揭露了大后方种种奇闻怪事。夏衍有名传一时的补白《两种……》就是在《建国日报》上发表的。文曰：“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有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寥寥几十字，却写出了当时真情实况，刺痛了敌人。
《建国日报》编辑部设在泗泾路美生印刷所的楼上，当时这张报实际的编辑工作完全由夏衍同志一人承担。徐迈进同志统管经理工作，梅益同志虽常去，但还有其他工作。我当时每天坐在夏衍同志的对面，看他忙碌地工作。以前我只知道他是剧作家、报告文学作者、杂文家，却不知道他在章汉夫同志随董必武同志去联合国开会时曾任《新华日报》的代理总编辑的职务。当时夏衍同志撰社论、写特写、编新闻、标字号、算字数、画版样、下排字车间样样都来。每天早晨上班就把一卷编好了的副刊《春风》的稿子发下去，让工人先排，并领着我们读报找线索和材料。他一再叮嘱要我们每早读报，我也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象后来我访问刚刚到上海的日本作家鹿地亘的线索就是从《新闻报》看到的，并让他和夏衍取得联系，那是他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发现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的消息也是从中央社的一条二十字的简讯中发现，并跟踪追寻到臧大咬子的弟弟，鼓励他提出“抗议”而扩大宣传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夏衍同志还利用新创刊的苏商《时代日报》上的苏联呼声电台的广播，及时编发有意义的鲁迅逝世纪念新闻，以及夏衍访问虹口日本人住居的《日侨集中区巡历》特写等，也给我极好的启发，使我知道应该抓大家关心的有意义的题材。总之耳濡目染，我从夏衍同志处学到了不少从事新闻编辑方面的知识。当时人手极少，内勤就是编辑，外出就是记者，上午编写，下午二时即出报。整个下午采访写稿。当时我二十来岁，忙得十分起劲，认为这是人民自己的报纸，利用报纸能最迅速地宣传党的政策，最及时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头一天的事，甚至是当天的事就能得到报道和反映，因为这是晚报！今天读到毛主席说的“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更深刻体会到当时夏衍同志领导我们办报的战斗意义。
《建国日报》虽然被勒令停刊了，上海《新华日报》筹备的工作仍在进行。我们每天将收听到的延安新华社通过电台发出的广播，编译成中、英文的《新华通讯稿》，油印向上海民主和进步人士、团体以及当地的报刊发送。1946年5月周恩来同志来上海，在思南路建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上海《新华日报》更集中大批来自重庆和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积极进行筹备。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区。1947年2月28日上午，国民党派一群便衣特务来到上海《新华日报》筹备处勒令即日起停止活动，不准继续出版《群众》，不准发行重庆《新华日报》。办事处负责人徐迈进当即声明：“你们破坏停战协定，这是一时的曲折，我们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人民。我们暂时可以离开上海，但是三年以后就要回来。”
时间不到三年，上海就解放了。1949年5月28日我党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果然就在上海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