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列宁塑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尊列宁塑像
梅绍武
1960年2月，父亲随同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参观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市时，应邀观赏国立阿洪多夫歌舞剧院的歌剧《盲人之子》。剧院总导演马麦多夫在休息厅里欢迎代表团，同每位团员一一握手。经人介绍到我父亲时，他起先没有太多注意，过了一会突然醒悟地向翻译问道：“对不起，那一位是……？”
“是梅兰芳同志，中国著名的演员。”翻译答道。
那位导演听完之后，睁大眼睛端详我父亲良久。过了片刻，他又把翻译拉过去，悄声问道：“难道他就是那一位梅兰芳？”语气中特别强调“那一位”这个词汇。经过证实自己没有听错，他更加惊讶地说道：
“1936年，我还在莫斯科卢纳察尔斯基戏剧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老师提起过梅兰芳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现代世界著名演员之一。事隔这么多年，我早已把他当作历史人物，至少以为他衰老得白发龙钟，走路离不开手杖呢？怎么也没想到他现在还是这样健壮，连根白头发也没有！”
翻译又告诉他，“梅先生现在还能扮演中年妇女，经常为工农兵群众演出呢！”
他听后流露出一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惊讶表情，急忙走过去，十分景仰地再次同我父亲紧紧握手，亲切地请他看完戏后提出宝贵意见……
以上这段轶事是乌兰汗同志告诉我的，那位翻译就是他本人。
父亲的表演艺术在苏联文艺界曾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过，同当时苏联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切磋艺术，建立了深厚友谊。
那是在1934年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起邀请我父亲访苏演出的计划，并委托我国新闻界老前辈戈公振先生协助联系。经过几个月的接洽，一切商妥。但是前去苏联需要路经东北，而那时正逢伪满洲帝国成立，父亲是个爱国主义者，坚持拒绝通过那里，苏联之行看来由于交通问题而难以实现。苏方闻讯后，当即再次洽商，最后决定派专轮《北方号》到上海迎接他直接赴苏联。苏方向我父亲发出的正式邀请书全文如下：
“梅兰芳先生，
阁下优美之艺术，已超越国界，遐迩闻名，而为苏联人士所钦仰。兹特敦请阁下莅临莫斯科表演，以求广为介绍于苏联民众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开示各节，遵当接受，惟盼阁下能于明年3月15日前莅临。敝会自当竭诚招待，以谋阁下旅途之安适。并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专此，即颂时绥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代理会长　库里斯科
1934年12月28日”
于是，1935年2月21日，父亲便在上海登上苏联特地派来接他的《北方号》轮船直赴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去莫斯科。苏方欢迎的规格十分隆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梅兰芳委员会，委员中包括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剧院院长聂米洛维奇·丹钦柯，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丽剧院院长泰伊洛夫，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剧作家特莱杰亚考夫等著名文艺界人士。
经过二十多天的旅途，父亲于3月12日抵达莫斯科，次日即备花圈去红场敬谒列宁墓。花圈缎带上，上款写着“敬献列宁先生”，下款落着“梅兰芳鞠躬”。我保存了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现在看来，他无疑是向列宁墓敬献花圈的头一位中国戏剧工作者，而且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能这样不怕牵累公然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表示敬意，又可见他当时的胆识。
也就是在那天下午，父亲还亲自到高尔基大街一家美术商店购得一尊列宁半身塑像，准备带回国后在家中经常瞻仰，作为这次访问苏联的纪念。
按照双方事先议定，父亲原订在莫斯科表演五场，列宁格勒三场，后因购票观众空前踊跃，经苏方要求，盛情难却，遂改为在莫斯科演六场，在列宁格勒增加到八场。最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请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再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先后上演的剧目计有《打渔杀家》、《宇宙锋》、《虹霓关》、《汾河湾》和《贵妃醉酒》等戏，以及《红线盗盒》、《西施》、《麻姑献寿》、《木兰从军》、《思凡》和《抗金兵》中的舞蹈部分。整个演出期间，苏联人民热烈欢迎他，每场演毕，观众都叫帘多次。最后一场，他被掌声请出谢幕达十八次之多，这在该剧院的舞台演出史上，亦是一桩破天荒的事。另有许多群众聚集在剧院的门口等待着，以便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以致需由警察维持秩序，开辟一条小道，才能使他登上汽车返回旅舍。那些日子里，甚至马路上的小孩，看见衣冠整洁的中国人走过，都会喊一声“梅兰芳”。
他在莫斯科演出时，苏联党政领导人，看了演出。文学家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女演员契诃夫夫人、柯兰女士和静娜黛女士等人，都曾前往观剧，李维诺夫夫人则每场均到，并投掷鲜花，以表敬意。
苏联的剧评家发表了许多文章，指出我父亲多方面的才能，并强调他在发展中国戏剧艺术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中国京剧改革者”，“永远是勇敢的、真正的革新者，而同时又继承了过去伟大的传统。”《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
苏联人民热情的友谊以及他们奋发建设祖国的精神，都给我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就把那尊列宁塑像放在上海马斯南路梅华诗屋的书架上，我小时常到书屋里翻看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父亲叮嘱我莫把那尊塑像碰翻。列宁的名字我就是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得知的。后来几经战争和迁徙，他一直爱护而妥善地保存那尊塑像。解放后，他又把它带到北京，放置在护国寺街一号住家的书房里。1959年，他入党后，曾对一位来访的记者说：“二十五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身边，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柱。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处境里，流离颠沛的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气，意志坚强地同恶势力作斗争。”
遗憾的是，1966年8月，一群闯进梅氏故居的暴徒竟把那尊塑像（这伙所谓“革命造反派”居然没认出那是列宁！）连同其他一些文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齐砸毁了。呜呼，父亲在旧社会甘冒风险保存下来的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竟毁于一旦，真使人既痛心又愤慨！幸好那尊塑像的照片尚存，将来梅兰芳纪念馆成立后，我想只有根据照片配制一尊复制品陈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