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的岂止是遗书——记共产党员、中南矿冶学院副教授周秋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留下的岂止是遗书
——记共产党员、中南矿冶学院副教授周秋敏
《湖南日报》记者　吴谷平　本报记者　保育钧
蒋筑英、罗健夫的先进事迹，教育、振奋了许多人。他们的不幸早逝，也震动了许多人。胡乔木同志在《痛惜之余的愿望》一文中曾经呼吁：“让我们尽可能地不要到他们死后才想起学习他们和表示我们对他们没有多加照顾的痛悔吧！”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又怀着痛悔的心情，向读者介绍一位原本应该作出较大贡献，却不幸过早去世的中年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中南矿冶学院副教授、半导体材料教研室副主任周秋敏。
在我们面前，放着这位副教授1983年5月29日写给学院党委的最后一次思想汇报：
“在这弥留之际，我想向党说上最后几句话。我回顾了一生走过的道路……我对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不变……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拚搏，置身体、家庭于不顾，为的是给我们祖国，我们的人民，谋些荣誉，谋些福利，因为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爱之极深。如果我再从头走起，我想，我还会走这条路的。我不后悔走这条路。有人说，我这命是拚死的，但我确实很难改变。唯一使我抱憾终身的是，正当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后，知识分子赶上好时候了，正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心中想做的和准备做的事很多很多的时候，我却倒下来了，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无以报答党的教育之恩。如果能再给我十年，哪怕是五年，我也可以为祖国和社会主义多做更多的事，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呀！”
罪恶的癌细胞残忍地吞噬了他坚强的生命。6月7日，49岁的副教授带着他那深深的遗憾辞别了人世。他写给党组织的最后一次思想汇报，成了一份催人泪下的遗书。
作为半导体材料专家，周秋敏对我国半导体材料事业的发展有许多美好的设想，却没有来得及实现。“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古是英雄豪杰的不幸和遗憾，即便是共产党员，也不例外。
（一）
人们常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所谓电子时代，通常是指以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为核心的电子工业，发展成为社会的先行工业。电子工业的特点是5—10年就要来一次大的变革。每次变革，都以各种电子元件和电子器件的更新和质量提高为前提。而电子元器件的基础材料之一，就是半导体材料。我国研究半导体材料，起步并不晚，1958年就研究单晶硅了。可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延缓了我们向这一新兴领域进军的速度。
1979年秋，周秋敏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进修期间，他先后两次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受到外国专家的普遍称赞。
1981年底，周秋敏从美国回来后，针对我国半导体材料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提议把“硅单晶中氧的分布与控制”作为研究课题。这是一个关系着我国半导体材料质量的关键课题，很快被列入了国家科研项目，第一批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
搞研究，要有实验室。说到实验室，不能不勾起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六十年代初，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周秋敏副博士担任了中南矿冶学院半导体材料教研室副主任，正赶上筹建实验室。忙了几个寒暑假，实验室初具规模了：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价值100多万元的设备。虽然比不上国外的同类实验室，但在当时的国内高校中则是首屈一指的。他和同志们刚刚着手研究，“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挨批斗，实验室也被迫交了出去，改成了一座工厂。许多事一旦变为既成事实，哪怕它多么违背常识，也很难改变。周秋敏他们的实验室永远收不回来了。
到了八十年代，研究半导体材料更不能没有实验场所。周秋敏决心和同志们重建一座能供做起码的研究工作的实验室。他知道这决非易事，但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高度事业心、责任感使他坚信：坐等，只能延误时日；发牢骚，更无济于事。他对同事们说：“我们共同努力，困难是能克服的。”
十年动乱之后，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办点事情之困难，是其它战线的同志所难料到的。
要添置一台科研设备，按正常的渠道，要经过校内、校外两个循环。校内：先由教研室打报告给系里，系主任会议研究后报到学院教务处实验管理科，实验管理科汇总后送给学院行政会议讨论，行政会议根据全年的经费平衡后作出决定，再由供应处去采购。即便个个环节上都是内行把关，一路畅通，走完这一个循环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假如某个会议的人员凑不齐，假如某个环节上的官僚主义外行行使了否决权，更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
校外的循环就更复杂了。如果设备紧俏，供应处采购不到，科研人员只好自己跑了。求情、作揖、拉关系，科研人员不精于此道，往往事倍功半。有人说，搞科研不是从查文献开始的，而是从当采购员、催货员、搬运员、安装工开始的。此话虽然挖苦，却道出了部分现实。
研究单晶硅，需要有单晶炉。买新的，资金不够，周秋敏想起几年前在洛阳一家工厂看到过两台报废的炉子。他请一位讲师去谈判，工厂同意廉价出售，可运输成了大问题。两台单晶炉，各重四吨，长两米，请工厂派卡车运，运费要六千多元，开销不起。周秋敏说：“我去试试”。他到工厂后，在厂里上了一堂课，介绍国外半导体材料的新工艺、新方法。接着，又和那位讲师一起向厂里叙述了学校的困难，工厂同意运费减半，工人们还自动帮助把单晶炉装上卡车。为了感谢司机，周秋敏和其他两位同志各人掏了十元钱，买了几条烟，招待了几天饭。
单晶炉终于运来了。学院后勤部门派来的吊车，将炉子吊下来后便“轰隆隆”地开走了。周秋敏和半导体材料教研室的副教授、讲师和助教，一共8个人，在炉子上套上粗绳，呼哧呼哧地拉，两个庞然大物岿然不动。周秋敏又请来一些学生帮忙，十多米的距离，他们整整拉了两天，才把两只单晶炉挪到了实验室的走廊上。他们原计划在1982年底就将单晶炉竖起来，可是分配给它的房子又陷入扯皮之中。
搞半导体材料研究，最基本的仪器是扩展电阻仪。进口一套要十万美元，周秋敏精打细算，只申请三万美元买一台主机。他一次次找学院领导，一次次上冶金部，终于在1982年9月批准购买扩展电阻仪了。他们当天就填好报告，寄往北京。一晃半年过去了，音讯全无！派人去查，报告不知在哪个环节遗失了。后来虽然补填了一份，但是到周秋敏离开人世的时候，这台扩展电阻仪的进口还是没有定下来！
（二）
周秋敏在争取时间的搏斗中是个失败者。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周秋敏毕竟不是一事无成。他失去了宝贵的时间，然而他却以牺牲自己的无私努力，为他的同志和同胞赢得了许多的宝贵时间。
在他们那个心爱的实验室被迫交出去的时候，学校有位负责人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养着，反正工资照发，退休金不少。”周秋敏知道这位领导是出于无奈，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使他不忍白白浪费时间。他对同事们说：“我们到工厂去，那里就是实验室。我们可以为工厂培养人才，帮助工厂提高半导体材料的质量。”他和同事们调查了国内许多半导体材料厂，发起举办了一期又一期锗、硅、砷化镓半导体技术培训班和进修班。在此期间，他主持编写并亲自刻印了几十万字的讲义。首届锗训练班结业时，他领着学员到北京、安阳实习。“四人帮”覆灭的前夕，在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工厂里有不少人在闲逛。周秋敏却带着同学们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进车间搞试验，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个月的实习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帮助安阳半导体材料厂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使产品合格率提高了14％，并且写出了《直拉〈111〉锗单晶中小角度晶界的形成结构》一文。后来，这篇论文获得了冶金部科学大会奖。
周秋敏懂得，要把半导体材料搞上去，必须加速培养人才。可是，奇怪得很，中南矿冶学院有半导体材料教研室，却不让恢复专业；恢复不了专业，就不能招生。周秋敏三次上书学院党委，多次向冶金部反映，力陈恢复半导体材料专业的理由。与此同时，他尽量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他带了两名研究生，还指导7名毕业生写毕业论文。他还为中青年教师选课题、找资料、改论文。他尽量想把自己掌握的知识“扩散”给校内外热心于半导体材料事业的同志。
早上，在图书馆，他滔滔不绝地向一个个素不相识的老师解释英文名词；中午，他到食堂去，半道上被学生拦住了，光顾回答问题，忘记了买饭；晚上，饭碗刚刚放下，客人们就“笃笃”敲门了，有的来请教论文选题，有的来查找资料。
周秋敏是1983年3月14日突然感到肝部不适的，5月5日被医院诊断为“肝癌后期，已扩散全身”。直到5月21日才住进医院。我们来看一看他从3月14日到5月21日做了些什么工作：
——到洛阳参加了全国半导体材料规划会议。爱人劝他不要去，他说：“这个会关系到我国半导体材料的发展，关系到我们专业的发展方向，指名让我参加，能不去？”
——一位工厂的同志慕名前来找他，请他校审一部900页的译稿，他二话没说，应承下来了。
——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请他审核某单位申请100万元科学基金的报告，他抱病查资料，作计算，在4月份提出了意见。
——冶金出版社要翻译出版《半导体手册》，请他参加翻译并任总校对，他接受下来，一行行口译，录了音，准备身体好些后整理成文。
周秋敏是6月7日逝世的。逝世后的第二天，即6月8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严秀的一篇杂文《谈谈爱才如命》，文中披露：周秋敏1981年从美国回来前，发现从上海到美国自费留学的一个女孩子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十分狼狈，便把自己在美国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美元，全部接济了她。“萍水相逢，周教授无非是想多为祖国培养一个人才罢了。……要不是这孩子以后写信回来，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周秋敏是高尚的。他活得象个共产党员，死得也象个共产党员。
（三）
周秋敏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也把遗憾留给了大家。
不能说周秋敏的一生是悲剧。从15岁参加地下党所领导的迎接解放上海的斗争开始，他就一直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成长。1954年从大连工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教书。1956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两次出国深造。1978年，在恢复了职称评定工作以后，他第一批被晋升为副教授。他的工资虽然远不到一个副教授应得的报酬，但与同辈人相比已经不算低了。他一家五口虽然也曾挤在11平方米的小房里，但在1979年，他就分到了三间一厅的一套住房。这一些，够其他成千上万个中年知识分子羡慕的了！
然而，他又是不幸的。他的不幸，主要表现为从来没有能够痛痛快快地干过自己的专业工作。
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一个人愈知道时间的价值，愈感觉失时的痛苦呀！”半导体材料专家周秋敏太清楚时间的价值了，他失掉的时间也太多了，他怎能在临终前不深深抱憾呢？
痛定思痛。既然我们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培养了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好一点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五年来，我们已经派出18，500多名公费留学生，现已有数千人学成回国。可不能再让他们重蹈周秋敏的覆辙呀！
既然要加快电子工业的发展，而且全国各半导体材料厂每年要几十名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又为什么不让中南矿冶学院设半导体专业招生呢？
中南矿冶学院有3，000多名教职员工，教师、干部职员、工人各约占三分之一。既然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科研，为什么许多工作不能很好地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呢？
在周秋敏逝世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同中南矿冶学院的一位领导同志讨论了上述问题。他回答说：难啊！学校有管理系统，但是运转不灵。知识分子不自己去跑设备，谁去干？说到专业设置，我们学校是有色金属总公司管的，而半导体是电子工业部管的。谁肯出钱为别人培养学生？他谈得很坦率，我们却感到很遗憾。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曾经历数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等等。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论述，读一读周秋敏的遗书，相信大家会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迫切感。（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