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史和戏统一起来——关于传记体电视连续剧创作的探索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把史和戏统一起来
——关于传记体电视连续剧创作的探索
林辰夫
近几年，我参与了传记体电视连续剧《鲁迅》、《华罗庚》的创作录制工作。同编导及摄制的同志们一起，在艺术创作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尝到了一些甘苦。
我们在电视剧中为名人（包括健在的名人）立传，目的是运用真人的榜样去感染、教育观众。首先要把主人公选准，把角度选好，这是前提。其次，采用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比较适于表现主人公的丰富经历。《鲁迅》童年部分拍了4集，《华罗庚》少年部分则拍了6集。此外，就是用心把史和戏，戏和情有机地统一起来。
传记体的连续剧，要求真人真事的成分越多越好，尽量做到不“张冠李鞋”，“赵鼻王眼”。《华罗庚》的编剧徐宏、顾迈南以及主要执笔者陆天明，根据掌握华老的资料和生活素材，把小华罗庚上学与失学的真实生活矛盾作为构戏的基础和主线，围绕着扶持小华罗庚苦学成才还是迫使他去当算命先生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刻画了小华罗庚及其家庭、学校和社会上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挖掘了主人公与各种人物之间的感情，剧本前三集发表后受到欢迎，华老自己看了也受到感动。但是，从史实和取材的角度来看，剧本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在生活素材占有方面仍有缺陷。华老引用了郭沫若同志当年的话“科学家要艺术一点，艺术家要科学一点”与我们共勉。华老说自己是个数学家，要注意不要以数学的标准来要求艺术。他接受我们的看法，说传记体电视连续剧应当允许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在细节上有所虚构。同时，他希望能尽量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特别对一些重大史实，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不能虚构，更不能颠倒。比如剧中金坛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韩大受，本来是一位毁家办学、以校为家、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他对少年华罗庚是有所栽培的。但在我们的剧本中，为了构戏需要，却把他变成王唯克的对立面，成了一个趋炎附势、摧残人才的势利小人。华老多次提出，校长这人物一定要改过来，否则他对家乡的父老和当年的同学都无法交代。华老说，尽管剧本中的校长用的是假名，但当时金坛中学的校长只能是韩大受，用假名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采纳了华老的意见。审看录相时，我问华老：“这样塑造校长怎么样？”他说：“行了，可以见金坛父老了。”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搞传记体的电视连续剧在占有大量的生活素材的同时，选择素材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真实。
传记体连续剧是“传”和“剧”两个方面的统一体。传记要求记载值得歌颂的真人真事，而电视剧则要求人物有性格，故事吸引人。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把“剧”编好，便成为传记体电视剧必须追求的目标。在《鲁迅》前4集的创作中，如何才能既真实地反映小鲁迅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过程，又具有一定的戏剧性，避免简单地按照《朝花夕拾》的描绘来“拉洋片”呢？经过反复琢磨，发现鲁迅与曹雪芹的童年时期的坎坷遭遇有共同之处，便以考场行贿事件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社会和家庭矛盾，作为构戏基础和贯穿主线；以周家的盛衰演变，作为表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分界线；以小鲁迅对周围人和事的观察思考和感受反应，作为摄取镜头的出发点。这样便可以把描叙小鲁迅的日常生活和编“剧”统一起来，把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纳入统一的矛盾冲突之中，使小鲁迅成为剧中实际上的主人公。探索获得一定的成功，适应了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当然，一部好的电视剧不能光靠故事情节和戏剧性吸引观众，传记体的电视剧更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鲁迅》和《华罗庚》都把创作的主要着眼点放在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感情挖掘上面，故事情节和戏剧性则是在刻画人物、挖掘感情中产生出来的。《华罗庚》的编导在前4集中努力塑造了一个倔强而内向、聪敏而深沉、迷书若愚、不屈不挠的小华罗庚形象，并且围绕着他刻画了一群不同性格的人物，通过一些典型事件和大量的细节，围绕着小华罗庚，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正是由于刻画了人物，表现了人物的丰富的感情，它才能在剧情没有大的跌宕起伏、节奏又偏慢偏平的情况下，吸引观众看下去。
传记艺术是表现真人真事的艺术，要尽量少虚构，但它毕竟不是纪录片，一点不虚构是不行的。如华母的逝世，本来在华罗庚病残之后，但为了使少年华罗庚受到的打击更集中些，以利刻画他在逆境中奋进，剧中把他的病残、丧母和论文不断被退稿等不幸遭遇，放到同一段时间里了。这种“大实小虚”的处理，也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但是，剧中有关郑景堂恋爱和病逝的大段描叙，与主人公华罗庚的生活就有点游离，虽然有戏，但却有点失真和累赘。
我们还在电视剧的民族化方面下过一些功夫，比如采用传统的艺术叙事手法；借鉴章回小说和连台本戏的结构方法；在美工、摄像、音乐等方面力求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当然，这只是探索的开始。《鲁迅》与《华罗庚》也只拍摄了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好搞的，越往后难度越大。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争取把这两部连续剧拍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