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典型化的创作原则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坚持典型化的创作原则
李衍柱
典型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化的理论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的研究，并在文艺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同志对典型化原则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的经验已成“古典”，恩格斯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已经“过时”，应该被一种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理论所代替。这种理论主张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也程度不同地有所反映。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典型化原则还要不要坚持？作家今后是否就应以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
典型化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都把塑造艺术典型作为自己美学上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能否创造出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往往成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否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在文艺创作中，“美的规律”就包括典型化的规律。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革命作家把社会生活中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反映本质，通过偶然反映必然，通过感性的个性化的形式反映出某种理性的内容，告诉读者某种生活的真理，这是文艺典型化的基本特征。
艺术创作的典型化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概括化与个性化相互交织，不断深化，最后以一个有生命的显出特征的艺术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没有对现象、偶然、个别、感性的事物的概括化，没有对现实关系的本质、必然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就谈不上典型塑造；同样，某种生活的真理和理性的内容，若不以具体的、感性的、个性化的形式生动地显示出来，也不能创造出艺术典型。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典型化的中心，是塑造高度个性化的典型性格。现实生活中，人都是具体的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个别的人，没有抽象的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不同的思想行为方式能动地表现着自己。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既有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又有精神关系、家庭关系等等，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显得丰富而多样。文学作品表现的对象正是这些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离开了人及其社会关系，就无所谓社会。作家不写人物、不写人物的实践活动（在作品中构成为情节），不写环绕着、驱使着人物行动起来的社会环境，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别林斯基说：“如果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形象，没有人物，没有性格，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其中所讲的一切是怎样忠实而精确地从实物摹写下来，读者还是不会觉得这是真实的，他看不出任何忠实地察知、并巧妙地把握住的东西。他会觉得人物显得很模糊；他在故事中只看到一堆混乱的不理解的事件。破坏了艺术规律，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
提出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的同志认为，时代变了，人们对于作为艺术反映对象的人及其生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认识，也有了“根本转移”。因此，人类的艺术，不应“千秋万代地囿限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而应逐步地脱离“具象艺术”走向“抽象艺术”。我以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照某些同志的逻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和时间都在缩短，社会越来越趋于整体化，于是，社会化的“人”凸现了。这种人是“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能够“能动地创造社会、改造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改造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明确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承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时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充分注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也可以创造环境。作为社会的个人，总是要受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接受社会的教育和改造。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二者不可分割。否认前者，是旧唯物主义犯的错误；否认后者，则必然滑向唯心主义的泥坑。作为某些同志提出的文艺的“新见解”的出发点——一种只能创造社会、改造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改造的人”，实际是一种站在社会之上的抽象的“超人”。某些同志正是从这种“超人”论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我国文艺的主干部分，必然是一种“超现实、超生活的现象，不仅超过最多数的农民，而且超越了相当多的知识界，使带有堕性的民族欣赏习惯对于作品实感性的要求和期待得不到满足”。这些同志似乎也了解，我们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喜欢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曹雪芹、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伟大作家创造的有人物、有情节、有典型的富有“实感性”的艺术珍品的，而不喜欢那种以西方现代派文艺为范本的“抽象艺术”。他们按照自己的这种不可捉摸的审美理想和标准，认为艺术越朦胧越美，越抽象越美，人民群众越看不懂越美。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对落后的民族意识不能迁就，对低下的审美水准不能甘于迎合”，有理由对跟不上他们这些文艺“革新家”的人们“捂耳朵”。这种“超现实、超生活”，脱离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爱好的“抽象艺术”，怎么能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干和整体呢！这种站在社会之上，站在人民群众之上的“革新家”，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赏识呢！毛泽东同志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我们这里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抽象化因素。如果作者能依照美的规律，从生活出发，进行一些有规则的变形，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形象体现出某种富有哲理性的无限的内容，自然也会给人以美感。至于那种随心所欲、颠三倒四、支离破碎、牛头不对马嘴的“抽象艺术”，不管它被某些人吹得怎样天花乱坠，却始终为人民所唾弃。
某些同志认为无主题思想、无人物典型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必然。他们把小说的发展分为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中年时代和未来时代，认为小说的青年时代，是先重情节，后重性格；小说的壮年时代，既没有情节，又不去着重刻画个性；当今小说已进入了中年时代，因此小说创作，不一定要讲个故事，不一定要有情节，不一定非去塑造人物的性格不可，还可以免除惯常对人物和环境的描写。至于拯救小说的未来，使之不致于灭亡，那只有靠西方现代派文学所惯用的怪诞、非逻辑、意识流、艺术抽象等现代技法。这种关于人类艺术发展逻辑的说法，显然不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它不仅否定了十九世纪以来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而且一笔勾销了本世纪以来以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及我国“五四”以来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有的同志说，小说艺术现在已进入中年时期，象一个人一样它已进入了成熟期。难道成熟期的标志就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注重主观性、内向性和心灵性吗？就是一味地去“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在意识”吗？就是要非主题、非人物、非典型吗？黑格尔说：“艺术到了成熟期，按照必然律，就必须用人的形象来表现，因为只有在人的形象里，精神才获得符合它的在感性的自然界中的实际存在”。黑格尔美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他称之为艺术理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典型。他认为，人物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优秀作品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要写人物，就要写人的行为、经历，时代的民族的和具体的生活环境，就要写复杂的精神关系网，写人的心理活动，等等。剥去黑格尔学说的神秘的外壳，他的这些论述，拿来同我们某些同志的艺术“新见解”相比较，岂不是更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吗！
某些同志反对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否定塑造艺术典型，排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非理性主义，它的艺术主张的核心则是“表现自我”。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既然经过作家的头脑，自然在创作中就有一个表现自我的问题，特别在抒情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抒情作品就不需要典型化吗？当然，在抒情性作品的创作中，典型化不是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中心，而是以创造典型的意境，表现心灵的典型性为主要内容的。因此，它特别注重作家、艺术家自身情感的典型化，即作者对生活的体验、感受、情感、情绪、理想和认识的典型化。它是以具体的、感性的、精神的、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某种理性的内容。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作品中表现出的“自我”，是体现有一般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不是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那种孤芳自赏的自我情绪的无限扩张，而是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同现实生活血肉相连、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自我”。作家不能“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这里高尔基以极精练的语言，划清了文艺创作中两种不同性质的“自我”的界限。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承认文艺创作中有一个“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问题。而有的同志却从康德哲学中去寻找根据，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无从知晓的，唯有“自我”才配得上是世界的主宰。“一个自我就是一个世界”，“我所感觉的世界，在艺术的范围内，要比物质的表象更真实”。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在西方现代派的理论主张中司空见惯，在哲学上，就是被列宁彻底批判过的“我存在着，整个世界只是我的感觉”的“唯我论”。
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典型化的文艺创作规律，同任何事物的规律一样，同样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它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正确地总结典型化的历史经验，特别应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典型化的经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的文学艺术，我们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于他们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方法，我们当然也需要批判地加以汲取，但目的仍然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