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
金钟鸣
张笑天同志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新苑》1982年第2期）发表以后，读者对作品的错误倾向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最近，张笑天同志经过学习和清理后，对作品的错误已有所认识，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坚持深入生活，永远不忘党员作家的光荣职责。这是应当表示欢迎的。一个曾经写出过一些较好作品的作家，创作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误？这部作品代表了什么样的思潮？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
　在我国理论界和文艺界，曾经流行过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观点。近几年来，对这个不符合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评，澄清了一些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作家、艺术家们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性、丰富性，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方面，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但是，在对人性问题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脱离一定时代、历史、阶级、民族的土壤，把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类之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的异化抽象化的倾向。在这股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热之中，张笑天同志的《离离原上草》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张笑天同志试图在表现人性、人道主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但是，《离离原上草》的“创新”，是以随心所欲地牺牲历史真实，歪曲人民解放战争的真实面貌为代价的。
作者认为，写正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正常感情是不能达到艺术突破的，只有写历史动荡时期对立尖锐的双方人情感化，才能写出新意来。于是，他选取了解放战争和十年动乱两段历史的横断面，以农村妇女杜玉凤、前国民党将领申公秋、共产党女干部苏岩之间的离奇纠葛为中心，在现实世界惊心动魄的阶级搏斗的背景下，演绎了一个对立阶级泾渭合流、用人性圣水化开铁疙瘩的神话。
作者不会不知道，人民解放战争，是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伟大革命。他也不会不知道，当年国共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在这里进行过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决战。可是，对抽象人性的崇拜和追求，使他把铁一般的历史常识抛到了九霄云外。在《离离原上草》里，淮海风暴漩涡里的凤凰庄，成了同战火硝烟隔绝的世外桃源，成了广施“人性”圣水的圣地。在这里，既看不到广大军民的同仇敌忾，也看不到革命的昂奋和胜利的欢欣。对淮海战役的反映，可以而且应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但是，不管怎样独出心裁，也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因为事实不是可以随意捏弄的橡皮泥。
《离离原上草》的主人公、二十五岁的农村寡妇杜玉凤，超然于同国家、同人民、同自己生死攸关的国共决战之上，“以作人的尊严来对待一切”。她在家里养着人民军队的女伤员苏岩。同时，这个“连毛毛虫都害怕”的年轻寡妇，又从村头救起了处于昏迷之中的国民党中将军长申公秋。她不但给申公秋包扎重伤，铺上绵软的褥子，端上“有荸荠、鲜冬笋和肉圆，还有几片新鲜绿菜叶”的杂烩汤；而且初次见面，就毫无保留地掏出了一颗“心”。杜玉凤“女性的爱抚”和“温柔慈爱的声音”，使申公秋一而再、再而三地联想起了自己温柔善良的母亲，使他“多年泯灭了的、好象是天良吧，又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他的躯壳中”。作者全然不顾杜玉凤的行为是如何悖于常理常情，也全然不顾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申公秋当时的心理如何无法令人置信，为了显示爱的法力，而把申公秋推上了臆想出来的人性复苏的轨道。当申公秋和苏岩在地瓜窖里拔枪相向，杜玉凤跳到中间，被仇敌双方子弹击中，“奇迹”顿时出现了：“枪声没有再响，苏岩和申公秋……不约而同地扑过去”，使他们觉得仿佛本来就是“一个壕堑里的战友”。全军覆没没有使申公秋屈服，苏岩坚决果敢的斗争没有使申公秋放下武器，杜玉凤中弹后引起的良心发现，则使他象“一头驯服的羔羊”，乖乖地当了俘虏。“人性”的圣水既可以在刹那间化干戈为玉帛，也可以神奇地填平敌对阶级的鸿沟。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批判二月革命的口号时指出：“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离离原上草》在回顾革命历史时重复这种错误，就是在实际上贬低以至否定人民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和伟大历史意义，把武器批判的胜利改铸为道德的批判和“人性”的奇迹，象马克思批判的拉马丁把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那样，把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歪曲为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历史。
二
　在《离离原上草》里，申公秋三下凤凰庄，都是为了向他心目中的“希腊爱神维纳斯”、“金碧辉煌的凤凰”杜玉凤进行朝拜，领受“人性”圣水的施舍。如果说，申公秋一下凤凰庄，在地瓜窖里接受了爱的洗礼；二下凤凰庄，为了救助苏岩母子，保护杜玉凤，心甘情愿地充当“拯救自己的心而自愿服刑受苦”的“耶稣”；那末，三下凤凰庄，就是为了给杜玉凤建立“一撇一捺的人”、人性、人道主义的“顶天立地的青石碑”。
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把现实的人抽象化的时候指出：“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离离原上草》里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杜玉凤不食人间烟火，随时随地在凤凰庄创造爱的奇迹。她的“良心、人的本性的圣水”，广施于一切人，一切阶级，威力无边，而且象“离离原上草”一样，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在解放战争中出现在凤凰庄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时，她就已经超凡入圣，既爱共产党，也爱国民党，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迫使每个人表明自己鲜明爱憎的战场上，她却超然于物外。在杜玉凤身上，看不到阶级烙印，看不到社会历史客观环境的影响，她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作者把杜玉凤比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只是人们臆造出来的“沾有祥瑞之气、代表吉祥、幸福和友爱”的凤凰，也透露了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哲学幻想和美学追求。
如果说，作者在杜玉凤身上寄寓了人性、人道主义的理想，那么，先后皈依了爱神杜玉凤的申公秋和苏岩，就是这个理想的不断实现和印证，当然是在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实现，是在头脑中的关于人性抽象思辨中的印证。
作者曾经作过这样的申辩：“申公秋确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战争罪犯，可我在小说里写了他的转化过程。……如果不承认人是能够净化或异化的，就等于承认，好人天生是好的，坏蛋一落草就从娘胎里带来了坏水，这不单否认了教育的功能，而且违反了生活的基本真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任何事物都在变化，每个人当然也会变化。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同时，由于客观现实变革和主观思想认识的种种因素，具体个人的根本立场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个人立场的转变同阶级对立的消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马克思当年在批判“捧着一颗追求人道地调和当代矛盾的心灵”的卡尔·海因岑时，指出：“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离离原上草》的开头和结尾，着意渲染曾经打中杜玉凤的“集注了所有的恨、所有的爱”的弹头，不是为了让人们牢记充满血与火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为了“击毙过去的记忆”，勾销曾经发生过的阶级对立，用“人性”圣水这种“世上高炽热的力量”（《离离原上草》语）熔掉一切阶级的爱和恨。作品的错误，不在于写了人物阶级立场的转变，而在于把这种转变同阶级对立的消失混同了起来。
第二，一个人阶级立场的转变，是在现实变革中实现的，还是道德观念的自我完成？小说虽然写了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但对申公秋的转变，无足轻重。作者一再说明，申公秋在战犯管理处，透露的是“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没有想过要请谁宽恕”，他“不相信思想能够改造”，总之，“他不是被政治改造过来的，他是被某种意识感化过来的”。申公秋第一次离开凤凰庄，他从杜玉凤那里得来的“心”就停止了搏动，他又“由人变成了鬼”。重返凤凰庄这块“人性”圣地，在杜玉凤第二次“女性的爱抚”下，在杜玉凤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安乐的梦乡”里，才接着开始了人性的复苏，才重新在眼里流露出“充满同情心和人道的光焰”，并且大彻大悟，找到归宿，修成正果，昔日杀人恶魔成了圣洁的天使。
值得注意的是，成了爱神杜玉凤虔诚信徒的申公秋，在杜玉凤的“导演”下，又用“人性”的圣水泡酥、融化了“标准的、信仰坚定、宁折不弯的共产党”苏岩这个铁疙瘩。十年动乱中，苏岩和申公秋作为同是天涯沦落人重来凤凰庄，这个“天生左派”仍同申公秋不共戴天。但是，当苏岩得知自己的宿敌申公秋以德报怨，暗中资助自己、保护自己儿子以后，她那颗“铁疙瘩”般的心立刻酥熔了。她哭着让儿子跪下给“申伯伯”磕了三个头，“真诚的、不带虚伪成分的”对申公秋说：“原谅我吧，我革命半世，现在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战争的胜利者向手下败将朝拜、忏悔，不但是在开历史的“大玩笑”，更是在进一步宣传永恒的、普遍的爱和人性的幻想。作者通过申公秋的人性复归和苏岩的人性复苏告诉人们，阶级性和人性是水火不相容的，阶级性愈多，人性就愈少，不管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阶级性，同样使人性异化和泯灭，同样会使人们成为“戕害善良的罪人”。而共产党人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理论，似乎是更加难以酥熔的岩石。从谁的枪管里喷射出了击中杜玉凤的子弹不必追究，历史上的阶级是非也可置之不论，要用人性的子弹“击毙过去的记忆”，这就远远不仅是批判“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而且把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之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作为造成人性异化的因素而否定了。
三
　作者一再申明，他之所以在创作中探索人性、人道主义，是有感于十年动乱中发生了“对人类文明史的反动”的“那些触目惊心的非人道的东西”，而决心“揭露这一切丑恶的东西，宣扬人道主义”。确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曾经犯下大量灭绝人性的罪行。在《离离原上草》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这场浩劫的愤懑和否定。除了仍然存在人物关系方面的编造痕迹，小说对十年动乱中一些事件的描绘，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由于作者一方面决心对人性、人道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索性招惹它一回”；另一方面，又一再宣称自己“过去没有、今后也不想靠理论指导创作”，结果正如他在自我批评中所说的那样，离开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准则，不知不觉受了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打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理论界有人用人性非人性、人道反人道的观点总结十年动乱，认为应该吸取的首要教训，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防止人性异化。对这种既不能说明我们党在十年动乱中的思想政治路线错误根源，又不能揭示我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实质的唯心史观，张笑天同志连连称是，身体力行。在《离离原上草》里，他不但用尽一切想得起来的抽象的爱和人性的词汇、比喻，以至请出凤凰、爱神和耶稣，进行永恒的人性和普遍的爱的布道，而且不顾起码常识，把历史和现实搓扁，捏圆，以便装进他的抽象“人性”的传声筒之中。这样，就既牺牲了历史，又歪曲了现实。
《离离原上草》所宣扬的抽象的爱和人性，并非新的发现，而是古已有之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也曾用“人性”的滤色镜观察历史，评判现实，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宣扬抽象人道主义的教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当然会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识，妨碍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起到消极的作用；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因而也有其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已经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再去重复资产阶级作家和思想家的爱的说教，只能导致否定革命历史，引起对现实的不满和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
张笑天同志创作《离离原上草》这样一部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原因是多方面的。几年来在“高速多产”的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创作不够严格了，对生活积累也不够重视了，这里都应该引出教训。但最重要的，还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指导。从《离离原上草》的出现，从一些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的作品和文章的出现，看来，重新认真温习一下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十分迫切、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