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口头上的友谊——春节前夕访几位在京的外国专家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不是口头上的友谊
——春节前夕访几位在京的外国专家
本报记者 舒展 洪天国
赤诚待人朋友多。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许多外国专家远离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不辞辛苦，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春节前夕，记者走访了几位在京工作的外国专家，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983年，法文版《中国文学》在法国的发行量，是1981年的2．5倍。《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说：“我们能取得这点进步，是和法国专家苏珊娜·贝尔纳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贝尔纳从1978年2月应聘来《中国文学》社，致力于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法国读者的工作，已经整整6个春秋了。贝尔纳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这个刊物上。她每天上午到编辑部改稿，下午和晚上把稿样带回住处校对。有时邀请她参加招待会，她总是犹豫不定：“去不去呢？唉，要是去了，又一个晚上不能干活！”《中国文学》仅有她一个法文专家。贝尔纳每次回国探亲前，总要加班加点地提前编排好一期刊物的稿件；探亲结束回到北京时，又请接她的编辑把下一期稿样带到首都机场。这样，她一回到住处就可利用时间，马上投入紧张的改稿工作。
贝尔纳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法文版《中国文学》办得既有中国特色又适合法国读者的口味。在她建议下，刊物增加了《青年画页》和《青年诗页》等栏目。她每期自己采写一条独家新闻。
贝尔纳不喜欢人们称她女士，“我是你们的一位同志。”她常常这样说，“尽管我远离祖国和亲人，但我的事业在中国。”每次读到有损害于中国形象和尊严的文章，她总是气愤地对同室的编辑说，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污辱！这脱口而出的“我们”，听起来是多么亲切！当记者见到贝尔纳时，确实感受到一种自己人的友好感情。她和中国的编辑同挤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同记者毫无拘束地交谈。她说，法国人民对中国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她要努力办好《中国文学》，使之成为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革的一个窗口。
占地面积近10公顷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规模初具。这座医院的总设计师兼总建筑师，是43岁的浪川宏先生。承担这项工程的共同企业体由日本三家企业联合组成，浪川先生是由日本政府方面推荐出来的总负责人。
浪川先生不仅精通业务，而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炽热的工作热情。按规定，每天的上班时间为上午八点半，可是，浪川先生每天七点半就到工地来了。
1984年将是中日友好大步向前发展的一年，定于10月完工交付使用的这座银白色的大型医院，将出现在北京和平里的樱花丛中。
浪川先生对记者说：“我为什么要采用银白色的外观呢？因为它纯洁，代表着两国之间的友情。色泽洁白，就要加意爱护，防止玷污。我从参与领导规划设计到建筑施工，与贵国往来前后已达五年。”
“那么，浪川先生正是我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形势发展的见证人了？”
“是的！中国这五年，不论是城市建筑、街道面貌，还是人的精神，都在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但也无庸讳言，中国如此之大，要改革，是很艰难的。贵国的一些单位之间互相分割，个人只与他的领导发生单线联系，只注意局部利益。比如说，本来天花板已经安装好，油漆一新；而安装电灯的人却不管别人的劳动成果，胡钉乱钻，搞得肮脏不堪，却受不到责罚；那我只好请他们返工。”
“当然，从总的质量与工程进度来说，我比较满意。我尤其喜爱中日两国青年人的刻苦精神。他们克服了语言障碍，用手势、画图交流思想，施工达到了设计要求。”
人们祝愿浪川先生和所有在华日本专家以自己的才华和汗水在中国结出丰硕成果。
《人民画报》社斯瓦希里文（东非的通用语言）编辑译完1984年第一期稿件后，象往常一样，正准备把译稿送斯文专家修改。可一瞧日历，他们又犹豫了：唉唷，已经是12月31日了，要是把译稿即送斯文专家，正赶上新年，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在节假日期间修改稿子呢？要是不送，就无法在元月4日把修改、校对好的译稿如期发往印刷厂……
“请把译稿给我吧！”斯瓦希里文专家沙帮·苏丹笑嘻嘻地对编辑说，这位40多岁的坦桑尼亚人猜透编辑的心思。元月3日一上班，苏丹先生便把修改和校对过的一叠稿件送到编辑手中。看到这些用艰辛的脑力劳动换取来的知识之果，编辑完全想象得出，苏丹先生是怎样度过这个节日的……编辑们的眼眶湿润了！
“类似这样的事有好几次了！”在《人民画报》社编辑部大楼里，斯瓦希里文编辑对记者说。苏丹先生的斯瓦希里文和英文水平都很高，但他从不摆专家的架子。苏丹先生总是早晨8点准时坐在办公桌前改稿，一直到12点。常有其它单位请苏丹先生修改稿子，他从不拒绝，从不收费。他谦虚地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我们的目标一致。中国给我的太多，我为中国工作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