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歌词创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重视歌词创作
乔羽
我为我们终于有了一本比较完备的中国歌词选集而高兴。
这里所讲的歌词，自然是指“五四”运动以后产生的，属于新文学范畴的歌词而言。在这之前，一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史上，歌词一直占有显著的地位，有几个时期，还占有主导的地位，成为一代文学的丰碑。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伴随音乐而产生的歌词，最初总是来自民间，出于无名作者之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流行，在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体裁和形式。而后，文人参加了创作，或者说专业作者学习、运用这种形式在从事自己的创作，这便产生了各代不同的诗体，四言、五言、七言以至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无不如此。大概从屈原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程序都是这个样子。文人的参加，一种新的诗体的形成，对于作为源头的那种歌词形式来说，是一种极大程度的提高，好象一种新的血液滋养出来了一个新的躯体，甚至获得了划时代的文学价值，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体。唐诗、宋词、元曲都可以作为例证。但是事物的发展有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本来是作为与音乐共生的所谓歌词，当它获取了独立的文学生命的时候，从诗的角度来说是新生，从歌的角度来说却是死亡了。看一看宋词，说来它似乎始终没有脱离音乐形式，始终受着严格的音乐制约的，也就是说，它始终是标准的歌词。但是我认为词到了宋后期，特别到了明、清，虽然形式上还是按谱填词，或者宣称是自创新声，实际上它早已成为纯粹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需求相去甚远了。情况尽管如此，尽管这种新的诗体，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音乐，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许多次成为文学的正宗，然而那些与音乐始终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歌词，却一直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头上，象社会生活的长河一样，我们也有一条奔腾不息的歌词艺术的长河。
这是歌词的历史状况。“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所产生的新的歌词，与这种状况相比较，情况有些类似，也有些不同。
现在只就不同的方面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吧。
“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新文化，虽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血缘关系，但是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强烈的外来影响。表现在文学运动上，是输入了许多新的体裁和形式。小说、戏剧、诗歌无不如此。歌曲更是这样。时代变化了，人们要唱新的歌，限于历史条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新的作曲家。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想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而且时间持续甚久，一直到我做小学生的时候，音乐教员还在偏僻小城的简陋课堂上教唱，使我至今一想起这些歌便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曲调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歌词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等到赵元任出现的时候，中国便有了自己的掌握现代音乐技巧的作曲家，从而结束了按旧有曲调填词的时代。歌词是新的创作，歌曲也是新的创作，从此作词家与作曲家相伴而生，形成了新的局面。社会生活发生着急遽的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歌曲创作也在迅猛地发展。在三十年代救亡歌曲的高潮中，聂耳、冼星海应运而生，成为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光荣代表。与此相应，歌词界出现了田汉、塞克、光未然。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歌词创作的新的水平。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歌词才是当时真正活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新诗。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一直沿着两种轨道在发展。一种是与音乐相结合的，这便是歌词。一种是所谓自由体的诗，它不受音乐的制约，只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歌词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易于传播，也易于使群众接受。自由诗则因现代语言的不易提炼，一时难于找到自己的稳定的形式，限制了它在群众中的普及。许多年来，歌词一直支持了新诗，使新诗不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我阅读范围所及，文学史家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写中国新诗史吧，我相信田汉、塞克、光未然、贺敬之等人的歌词作品，会在这部诗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
刘楚材同志是一位歌词研究者，他殷勤地为中国歌词编成了第一部选集，这是值得感谢的。他热情而又诚恳地问序于我，我不揣冒昧地写了上面那些话，仓猝应命，不知得体否？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歌词选》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