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机器——一份整党走过场的反面教材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无形的机器——一份整党走过场的反面教材
本报记者　刘宾雁　刘国胜
如　此　整　党
见过这种场面吗？在粮食局全体党员大会上，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双手叉腰，大摇大摆，当众破口大骂审查他的人，足足骂了两个小时，无人制止。此人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粮食局农管科的一个科长，两年前有人检举他敲诈勒索农民。一查，又发现他还用审批粮油、饲料的权力拉关系、送人情；借掌管批落粮食户籍权营私舞弊……一个农管科长手里竟掌握着十五种权力，好几种还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存！
他的胆子为什么这样大呢？那位科长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当众扬言：“农转非，安排子女、亲属，市里哪个头头没有？银海江（局党委书记）和段连喜
（局组织科长）就有！”
1980年春的一天，市财贸办一位要人亲自坐小车到粮食局，责备纪检人员不该查那位科长。粮食局党委一次常委会上，曾决定对那位科长“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可是银海江后来却以一票推翻了常委会议的决定。那位科长的问题越查越多。200多个农业户转为非农业户的问题，只查了几个，银海江就非要结案不可。粮食局纪委副书记夏重义主持审查那位科长一案。他从事公安、纪检工作快四十年了，还没见过两级党委一起包庇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呢。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到中纪委上访去了。他还不知道，这时他本人倒成了银海江等人的调查对象。
这些事，都发生在粮食局整党期间（它是市委选定的几个整党试点单位之一）。表面看来，整党的程序无可挑剔：学习文件，每个党员对照党章检查自己，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直到党员重新登记。但是整党结束时，任何问题都原封不动，工作组甚至不知道粮食局里有一部无形而有力的政治机器在主宰一切。
一个“体系”的秘密
1978年搞清查的时候，有人就对夏重义说“粮食局里有一个帮伙体系”，他还听不进去。他历来是把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看作党的领导化身。现在，他明白自己是上当了。当时，主持清查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高云武根据群众的揭发，主张把造反派头头、“文革”期间打砸抢的组织者段连喜列为清查对象，银海江却认为他没有问题。结果，指挥刑讯逼供的段连喜、害死两条人命的凶手和打砸抢分子都没有清理。不久，银海江又要提段连喜为组织科科长，高云武又来反对。这时段连喜除了在“文革”期间的问题以外，又暴露出经济问题。但他还是当上了组织科长。银海江仍不满足，还要把段连喜提为局党委常委和副局长。他向市委报了至少有五次，还事先在常委里给段连喜留了一个席位。实际上，段连喜在粮食局里的实力早已超过了常委和副局长。大事小情，都由银海江和他私下策划决定，然后在党委会上一通过就成了。
银海江是个什么人？他和段连喜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银海江本是个扛麻袋的工人，由于很会适应政治气候，几年之后就成了粮食局反右派斗争的主要领导成员。后来又当上主掌人事大权的组织科长。表面看去，他古朴厚道，实则是老谋深算，长于权术，善于整人。人们对政工干部段连喜的评价则是：“精力饱满，不干正事，专门跑跑颠颠拉关系。”“文革”一来，银海江就站到以段连喜为首的“楼上派”（政工干部造反派）一边，被保护起来。“楼上派”手里攥着干部和职工的档案，可以随意抛出材料整人。还有一个优势：可以不干实事，专搞夺权和打砸抢。而管业务的“楼下派”呢，却必须克服动乱期间的重重困难维持全市几十万人的口粮供应，又缺乏“斗争”经验和夺权的欲望，因而只能一败涂地。从此，一些为人正直、擅长业务的人便成了打击的对象，被贬低和排挤走了。一批批钻营私利的能手和业务上的“草包”则被提拔起来。
整党工作组视而不见的，就是这么一个根本性问题——粮食局系统里存在一个由“三种人”和以权谋私者联合组成的帮伙体系。他们在“一抓权，二抓人，三抓钱和物”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互相庇护，彼此利用。银海江和段连喜是这个体系的核心。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双鸭山市街上小吉普就穿行如梭，其中很多是各级干部到“自己人”家里赴宴。不要以为那仅仅是什么“吃喝风”。许多人事升降任免和调动，就是在酒席桌上拍板的。凡是属于自己这一伙的人，入党、提干、升级一概优先，无论是“三种人”、品质败坏甚至被“双开除”的人，概不例外。有一次，夏重义亲身体验了这种人事问题上的大颠倒。他和局纪委干事兰殿英一起去审查一个有经济问题的人。兰殿英一贯任劳任怨、敢于斗争，1966年以来没长过工资。他夏重义本人也该提级了。纪检干部提资又应优先，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俩都没有提级，倒把由他们审查的对象、那个有经济问题的人提了一级，还提升为局供应科副科长！
1981年7月，粮食局调进一个汽车司机。此人名叫刘肇善，一进来就扬言：“我是你们书记银海江请来的！”这个人一到车队，就把一箱汽油给弄光了。队长一批评，他就半年不上班。他还把汽车包给私人，车队去收款，人家说给了刘肇善。此人在供销社时就有经济问题，到粮食局又和投机倒把分子勾结，侵吞了公款。可是就这么个人，银海江和段连喜还要提拔。先是要把他调到劳资科，局党委副书记高云武反对也不行；再进一步，又要提到南山粮管所当副书记，那就是副科级了，这时，市人民检察院已把刘肇善刑事犯罪的情况告知粮食局，但这边还非要给他提一级工资不可……
刘肇善备受恩宠，只因他是市委某副书记的弟弟。粮食局帮伙中几个科长的任命，他都通过他哥哥和在财贸办管干部的那个表兄弟起了作用。市里几个局里想升迁的人都得巴结他，而他也到处封官许愿，还真能说到做到！这就是说，掌权人的一个亲属，就可以间接地行使非本人所有的权力，在无产阶级政权的要害环节——人的任用和提升上使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失灵。
没有这种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力，银海江和段连喜要经营他们那个小小的体系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　政　治　到　经　济
你若把近十几年被迫调离或受到冷遇的人排个名单，便会看出这些人大都是能人，肯干，为人正派的。前粮食局计调科科员李七宏，被段连喜一伙毒打致残后，放到一个粮管所当个股长。市委分管干部的组织部副部长对记者说：“那人，到粮食局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当粮食局有人主张提李七宏作粮管所副主任时，段连喜跑到市委一活动，就告吹了。
银海江——段连喜一伙把每个有能力而又为人正直、不肯“归顺”的人，都看作对他们的威胁。1975年，双鸭山市第一个面粉厂投产了。本市没有一个技术工人，本应欢迎外地支援。省里让齐齐哈尔市面粉厂支援一批技术人员，却被银海江——段连喜拒之门外。粮食局唯一一位工程师庞秉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粮食加工技术人员，曾是面粉厂的设计者，二十年来这里的重大设计和改革无不出自他手，得到省内外的赞扬。但庞秉权是个有头脑的人，“文革”期间又受到段连喜一伙残酷迫害，自然被视为异己，于是便把他排挤出他唯一能施展专业技能的地方，当教师去了。面粉厂呢，被交给对技术一窍不通，但与银海江、段连喜同伙的秦长球。现在，由于对设备乱拆乱改、管理混乱，损失惊人。光是烧坏的电机就达100多台。生产计划年年完不成。1983年应上缴利润64万元，到10月底才完成23万余元。出粉率一直亏损，去年10个月内就损失面粉641吨。面粉的质量也长期不合格，却冒充合格粉出售。双鸭山老百姓吃又黑又牙碜的劣质粉已经多年了。
“在人上将就，在事上就得将就”，这是双鸭山市一位同志长期观察粮食局这个帮伙体系作出的一点总结。的确，不打破这种与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帮伙体系，纵使有再好的政策、再多的资金和再新的设备，咱们的工业能够上得去吗？财政收入增长得了吗？这种帮伙体系，还无时不在毒化社会生活气氛，是最强有力的精神污染源，损害着人们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读过本报今年1月6月发表的《不仅是为了粮食》那篇报道的读者们感到震惊，很想知道：如此骇人听闻的经济损失是怎样造成的？现在他们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了：经济上的漏洞，是政治上的?疡造成的。病灶，就是由以权谋私者和“三种人”纠集而成的那种社会势力。
连中共双鸭山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都承认：粮食局的整党试点不能说是成功的。然而这次试点还当作成功的经验向全省介绍了呢。当然，这个经验也不无意义，因为它向人们揭示：整党若是走了过场，将带来多么危险的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