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
向往社会主义，“劳工神圣”，这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呼声。但是，当时真正了解并确信科学社会主义的，还只有李大钊等个别人；众多的进步青年，还在纷至沓来的种种“社会主义”面前，左顾右盼，比较、争辩。有些人，则想从纷繁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提取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材料，构制改造中国的新蓝图，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就是其中的一个。
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全国最大、最著名的进步社团，在不少城市以及国外都有它的分会。还在1919年8月，王光祈就提出了他的初步设想——组织十余人的小团体，在乡村实行“新生活”：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由于种种实际困难，未能着手进行。同年12月4日，他又在北京《晨报》上提出在城市实行“新生活”的倡议，他说，这种新生活的团体“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不少人的赞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和希望出发表示支持，并同他一起，作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联名募捐。不到半月功夫，工读互助团便首先在北京问世了。
工读互助团的《简章》，除确定“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原则，“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外，还有如下条规和说明：第一，所得归公。“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第二，各尽所能。“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第三，团体供给。“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王光祈还概括了工读互助团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他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通过工读互助团的“逐渐推广”来实现；并说，到了那时，“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及其互助论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这些在当时青年中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地被王光祈在理论上和具体设计上溶为一体了，并随之找到相应的名称——“工读主义”或“工读互助主义”。
这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对“五四”青年的政治思想倾向以及当时青年学生所具有的生活特点和思想情趣的综合反映。正因为如此，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消息刚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些外地的青年学生也闻讯赶来。
互助团正式成立后分为四个组（从杭州来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和傅彬然等，被编到第一组），每个组内又分为三五个“局”，分别从事食堂、印刷（印信封、信纸）、补习英文、洗衣、电影、织袜、缝纫和各种小手工艺劳动。每日工作时间，大都超过《简章》规定的四小时；除吃饭由团体供给外，其他费用仍由个人自理。尽管如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热情并未减退；相反，他们还实行了不少在《简章》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如第一组，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自由捡来穿。为了尽快实现没有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他们“一致主张和家庭脱离关系”，废除婚姻约束，于是“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他们认为“现在的学校是资本阶级的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的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的子弟”，因此主张和学校脱离关系。凡是从前在学校里的都退出来，改为旁听生，如此等等。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新文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报刊和社会名流，争相介绍和鼓吹。不少地区，也积极筹划，仿效实行。从1919年底到1920年春夏，南京、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和扬州等地，先后成立了或准备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1920年2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其主要议题就是报告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情况，以及研究怎样推广。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恽代英等，也都是工读互助团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工读互助团运动，由于它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由于它的“共产”步伐迈得最早、最猛，短短两三个月，就暴露出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组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食堂里发生经济危机，使团体供给吃饭也大成问题。结果，“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它。3月23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解散，成了整个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的先声，在新文化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到同年6、7月，其他几个组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勉强维持到1921年初，也不得不发表解散宣言。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就这样昙花一现，完全宣告失败了。
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有些人消沉下去了。王光祈在“第一组”解散后不久，就到德国去了。他用西欧的方法埋头整理中国古代的乐理，认为可以借此完成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实际上已走向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改良主义道路。
工读互助团的广泛试验、完全失败和沉重教训，是一付清醒剂，它促使不少“五四”进步青年，比较快地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惘中走出来，努力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和教训，也构成了一座桥，使原来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比较快地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原来就比较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则更加坚定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官守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