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峥嵘五十年——胡一川同志五十五年艺术活动小纪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岁月峥嵘五十年
——胡一川同志五十五年艺术活动小纪
蔡若虹
胡一川同志的画展在北京举行，我认为很有意义，很值得庆贺。因为一川同志从事艺术活动的五十五年，是风云多变的五十五年；是许多文艺工作者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热血的五十五年；是经过多次严峻考验的五十五年啊！
记得我和一川同住在一间亭子间里，是1932年的冬天。那时候，一川同志由于参加一八艺社的活动，被杭州艺专开除，他来到上海，生活没有着落。我在上海美专毕业后失业了大半年，暂时以画广告为生。由于同学张谔同志的介绍，我们认识了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委托我们三个给他正在编写的一部小学教科书画插图，并且预支给我们一些生活费。就这样，我们在小沙渡路租了一个亭子间作为卧室兼工作室，我是早出晚归，张谔有家不常来，只有一川整天守着这间屋子。
一川同志那时候是一个热情澎湃的青年（我们是同年，当时是二十二岁），他不太爱说话，也不太注意生活细节，整天埋着头打稿子、刻木刻、看书；他不但会拉小提琴，而且还有一副高昂的歌喉。每当工作之余，他总是把豪放而又郁结的心情，从歌声琴声中发泄出来。《国际歌》只能压低着嗓子哼哼，别的歌曲他往往放声高唱。
我和一川住在一起时是很少朋友往来的。可是有一天却有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来找一川，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看样子非常亲密。等这人走后，一川才告诉我，他就是冯雪峰，是鲁迅先生要他来谈什么的。
一听说鲁迅先生，我和一川之间就好象多了一层关系。因为鲁迅先生是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真正领导者，是我们这班人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只要是他写的文章，他编的画册，我们都如饥似渴地找来阅读。鲁迅先生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他洞悉当时美术界的问题，集中力量把一些描写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的美术作品从外国拿来示范；让众多的青年版画家从新题材的掌握中站立起来，打碎习惯势力的束缚，冲破白色恐怖的包围，使工农形象首先在版画作品中露出了峥嵘头角，为我国美术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川同志的初期艺术活动，就是沿着鲁迅先生指引的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刻的《我们要活下去》这幅作品中，那个头发披在额角上、袖子挽在胳膊上、正在高声怒吼的工人形象，正是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一幅代表作。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很多，可惜大部分都散失了。
记得是1933年的初春，陶行知先生主编的教科书因故没有继续编下去，我们的插图工作也只好停工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川同志的爱人夏朋（也是版画家）从广州来到上海，我不得不离开他们搬回浦东的哥哥家里去住，从此以后，我和一川同志就很少见面了。
大概就是这一年的秋天，有一天，张谔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我，一川被捕了，关在法租界马斯南路的监狱里。记不得过了多久，夏朋也被捕了（后来她死在监狱里）。我听见这些消息时都没有作声，只能更加起劲地画暴露社会黑暗的讽刺画，在刊物上发表。当隐藏在内心的仇恨达到一定高潮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激动的语言，只会有复仇的行动。
这时候，张谔常常邀我在马路上谈天，因为在僻静的马路上边走边谈，比坐在屋里谈话更放心更方便。我们有好几次故意走过马斯南路。当我们走近监狱地下室那高出地面不过一二尺的铁窗时，张谔总要问我：“叫一声一川好吗？”当然，我们没有叫，也不能叫，只是有那么一种“叫一声”的冲动，以及叫了一声以后一川马上攀着铁栏杆向我们打招呼的幻想。
1938年10月我离开上海赴延安的时候，听说一川已经到了延安。当我1939年5月到达延安以后，才知道一川带领着木刻工作团（这里有罗工柳、彦涵、华山、邹雅……等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去了。等到他们回到延安、回到鲁艺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的秋冬之交了。从上海亭子间中的分手到延安土窑洞里重逢，我和一川阔别了整整九年；他苍老了，可是更加健康了。他风尘满面地对我说：“你应当看看我们现在的作品啊！和你过去看见的大不相同啊！”是的，我看了他们带回来的作品，还听了他们的工作报告，的确感到和过去大不相同。不同在哪里呢？第一，作品中的工农形象，不象过去那样饥寒交迫、愁眉苦脸了，而是高高兴兴地搞生产、搞支前、搞军民一家了。第二，木刻和年画结合在一起了，黑色的油印和色彩鲜明的水印结合在一起了。第三，作品送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手中去了，贴到作坊农舍的泥墙土壁上去了，画中人不但是工农群众的写照，而且是工农群众的良师益友了。当我看见这些巨大的变化时，怎能不欢欣鼓舞呢！
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鲁艺很多同志、包括一川和我都去参加了。当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嗡的响了一声，我的思想从半明不暗的状态中开始醒悟过来。是的，是两个历史时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我心中默默地对坐在远处的一川同志说，你记得吗？我们过去在亭子间中不敢大声唱《国际歌》，而现在在窑洞里却可以纵情高唱了。你记得吗？我们过去总嫌亭子间里的电灯不亮，而现在却觉得窑洞里的油灯很亮了。你记得吗？你过去常常要和冷酷的铁窗作伴，而现在你的足迹却踏遍了华北的山岭和平原。你记得吗？我们过去和劳动人民之间好象隔了一道藩篱，而现在劳动人民的天地也就是我们的天地了。是的，我们已经离开过去的历史时代了，我们已经走进新的群众的时代了，而且，你们木刻工作团的工作和作品，已经作出了和群众相结合的最好榜样了。我要努力地向你们学习，我希望把上海的亭子间也变成延安的窑洞……。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令人心潮起伏的会，我不知道一川同志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感想。
当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大家都先后离开了延安，我和一川同志又天各一方了。
现在是1984年初，一川同志带着他的作品到北京开展览会，我们又见面了，而且作了半日长谈。当然，在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期，一川和我都在北京工作，见面的时候很多。后来他调赴中南，无论是在武汉或在广州，也常有匆匆会面的时候。但只有这次见面，我们的谈话越说越多。我们谈过十年内乱时的囚禁生活；我们也扳着指头计算三十年代的战友如今还剩下几个！谈得更多的当然是我们的本行本业。我说，北京的美术展览真多，可以说是繁星与亮月争辉，夕照共朝暾一色；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美术界出现的奇迹。一川说：“唉，我就是忘不了画画；不管画得好不好，我总是要画；即使是画风景，我也要画大家最关心的风景。”——“画大家最关心的”，这是一川同志最坦率的心曲。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的作品都贯穿着这句话。他喜欢用的热烈的色彩和单纯的造型，也都和这句话有关。我敬佩他这种直来直往、始终如一的作风，我画了一枝老少年（又名老来红）、写了一首五律送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刀笔战苍龙，从征五五冬；
花争秋后美，人敬老来红。
旧雨迎今雨，高松抚幼松；
十年长夜尽，旭日出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