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的翻译工作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答读者问

谈谈我的翻译工作
戈宝权
问：您是怎么搞起翻译来的？您翻译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您多年来翻译过一些什么东西？您对文学翻译有些什么体会？您近年来的翻译作品有什么？
答：回想起来，当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叔父戈公振从上海寄了一部《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给我。这部书使我最初接触到了俄国文学。当我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我最初从英文翻译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上帝看出真情，但不立即讲出来》；从英文的《金库诗选》翻译了拜伦、雪莱和罗塞蒂的抒情诗；后来又从日文翻译了《爱尔兰诗人叶芝访问记》等。这几篇译文都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可说是我在翻译上最初的试笔。
1932年“一·二八”战争时，我的叔父鼓励我学习俄语。1935年二十二岁时，我去到苏联当新闻记者。从这时起，我一方面继续自学俄语，一方面专心研究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1937年初参加俄国大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时，我翻译了普希金的《致恰阿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抒情诗和莱蒙托夫的小说《塔曼》。
“七七”抗战开始后，我经西欧回国参加抗战。在武汉和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期间，我翻译介绍过不少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作品。在敬爱的周总理的鼓励下，我翻译了苏联名作家爱伦堡写的多篇关于西班牙国内战争、巴黎陷落前后和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当爱伦堡的《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这两本苏德战争报告文学集出版时，周总理还亲自为我题写了书名。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从延安来到重庆参加和平谈判，当天下午周总理在红岩村介绍我和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亲切带风趣地说道：“你是个俄国文学家。”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和教诲，对我一生的翻译工作都是巨大的鼓舞！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编辑《苏联文艺》杂志，编译了《普希金文集》和《高尔基研究年刊》。建国以来，除俄国文学作品外，我又翻译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和东欧各国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还翻译了智利诗人聂鲁达、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诗歌。还写了多篇有关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史的文章。
讲到我对文学翻译的体会，我不是个翻译理论家，而是一个从事翻译实践工作的人。今年我为《译林》写过一篇《漫谈译事难》，在《外国文学》上又发表了《漫谈翻译问题》。我始终觉得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搞好翻译，就得深刻理解你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了解这个国家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熟悉它的美丽的大自然，直到它的生活、风俗、习惯等。还得理解你要翻译的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情；而且应该翻译你所喜爱的东西。
我近年来的翻译工作是：前年出版了罗马尼亚大诗人爱明内斯库的诗选；去年翻译了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散文作品；不久前出版了我参加翻译和负责编辑的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的诗选；此外还完成了多年来从事的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翻译。我目前正着手整理自己的旧译，准备把它们编成《译诗集》和《译文集》，作为五十年来从事翻译工作的一个总结。
后来者居上，我总盼望在我的译文之后能有更好的和更新的译文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