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下的污垢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白衣下的污垢
本报记者　刘宾雁　本报通讯员　袁春乾
谁都知道古都西安有很多古迹。但是，那里还有一些活的“古迹”，就未必有人知道了。比如，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简称西电公司）的职工医院里，七年多以前结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遗迹几乎原封不动地妥善保存着。
妇科老专家聂玉格，在“文革”期间曾被打砸抢分子陈某打断两条肋骨。十五年后，这个陈某又来寻衅辱骂聂玉格了。聂大夫说：“看，你还是打人时候那个老样子没改。”陈某回答说：“哼，到该打的时候，我还是要打！”
这句话，反映了一个现实：在那家医院里，“文革”中受害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没有多大改变。
那是因为有些人竭尽全力地保护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从二十年前“社教”运动起开始罹难的外科老专家刘放，曾两次险遭枪毙；被监禁四年半，出狱后又长期不发工资，一家人被断绝了口粮。从1977年到1978年，胡耀邦同志曾三次接见刘放，四次批示让给他平反，把持西电公司和医院大权的人却顶着不办。几年之后才不得不勉强让刘放上班，但仍然刁难不已。本来从1952年起，他就担任外科主任，三十年后，他竟不够格了，只能做“代理主任”了。妙的是就在现任该院副院长的刘和仁宣布刘放担任外科“代理主任”的同时，又宣布由“文革”中的打手、诬陷人的“专家”张某某“负责外科的全面工作”。而刘放1964年之所以被诬陷“制造58起医疗事故”、“搞阶级报复，残害贫下中农”几次被置于死地，重要原因就是刘和仁当时就极力想让他的陕北老乡张某某攫取刘放手中的外科领导权。
西电医院1964年有300多名医护人员，“社教”运动中100多人成了打击对象。“社教”和“文革”中被专政的许多知识分子，至今政治上未彻底平反，抄家物资不偿还，不定职称不晋级，甚至不许参加学术活动，不准发表论文，不准参加评比先进的会议。何秦洲，可以说是这家医院“平反”和“落实政策”的一个典型了。他的副院长职务是恢复了，工作呢？看仓库！还戴着二十年前强加于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那些“四清”、“一打三反”、“清队”、“批林批孔”和“批邓”中间的红人呢？现在依然是红人。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运动中，倒有至少五名“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被当作“‘四人帮’的人”又一次横遭迫害。原人事科长任玉成，由于反对帮派分子胡作非为，那些年受尽摧残，还被当作“精神病患者”作过电休克，“清查”中继续挨整，到现在还不给安排工作。而“文革”中官晋三级的领袖人物刘和仁，在“说清楚”会上还没说清楚呢，就接到了晋升为副院长的任命状。此人当年“忆苦思甜”时自称是“放羊娃”出身的大老粗，现在是“铁道医学院”的毕业生了。一查，他“毕业”那年，那个医学院还没成立呢。
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左”派爱喊“誓死捍卫”，他们捍卫的是什么呢？当许多正规医科大学毕业、二三十年前已有科研成果的专家只能作普通医生时，小学都没毕业的泥瓦工却当上了“主治医师”。年逾七十的老医生必须每天门诊一百多名病人，自己生病都没时间治疗，而不务正业、一窍不通的张某某却可以拿着假材料四处出席学术会议，借机游山玩水。老专家刘放住在破旧的小土房、聂玉格住在明朝的破庙。张某某却分得宽敞明亮的一套三居室，他还享有多次不负责任造成重大医疗事故而不受追究的特权。这些“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是怎样得来的呢？只因他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打手，是拿香烟头灼人逼供的专家！
分享了这些实惠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他们维护着刘和仁及其后台，又得到这些人的庇护。王某某曾因奸污女病人而被开除军职和判刑，现在当上了妇科实际上的主任。刘和仁还瞒过科里、院里的大多数人，让他当上了莲湖区的“人民代表”。此人下乡搞计划生育把人弄死了，隐瞒下来，被人揭穿了，在这之后还当上了省级先进工作者！被授予麻醉师职称的人不敢进手术室，因为他根本不会麻醉！从没做过护理工作的人当了护士长，锅炉修理工成了放射科技师。这就难怪这家设备良好、规模可观的医院频频发生医疗事故了：把伤寒误诊为疟疾；拿酒精当麻醉剂使用；用烫开水给病人灌肠；以有毒菌的瓶子给人输液……
这种社会势力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自然是势不两立的。这些人手里有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随时可以扣到敢于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头上。神经科专家王明谦长年带重病工作，为人耿直，看不惯刘和仁一伙的倒行逆施和评职称中的不法行径，就被扣上了这顶帽子。从此，在调资、评先进、晋升、分房子等事情上，连续受到13次打击报复，直到最后被迫退休。
靠造反得到实惠的人对受害者说：“你们要把仇恨记到林彪‘四人帮’头上！”这倒不难。一位老专家说：“过去的事不提它了。只想为中国多做些事，中国人嘛！”但要做事也不易，医生们不如办事员，连张写病案的桌子都没有。刘放说：“我只求把我当个人！”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可是敢和他说话的人却不多。《西安晚报》好不容易揭露了这家医院的问题，可是医院里上上下下就好象都没看见这张报纸似的，谁也不敢流露心头的激动。总之，这里的政治气氛很特别，有点人人自危，不止一个人私下说过：“下次政治运动咋办？”
人们对记者说：“要解决西电医院的问题，非把那些历次运动中从整人中得到实惠、对极左的一套感情很深的人拿下来不可。”但是，这种人难道仅仅存在于医院内部吗？刘和仁没有西电公司里那位陕北老乡撑腰，他能有这么大胆子和这么长的政治寿命吗？
然而问题又不仅仅在西电公司。悠悠七载，春风不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就记者在西安市所见所闻，迫害无辜者和不给“文革”期间受害者落实政策的，远不止西电公司医院这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