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做好财经工作——学习《陈云文选》第一卷的一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实事求是，做好财经工作
——学习《陈云文选》第一卷的一点体会
周太和
陈云同志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就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度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和中央其他领导财经工作的同志一起，为巩固西北、东北这两大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克服种种困难，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下面，我就学习陈云同志这一期间关于财经问题的论著，谈一点个人体会。
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一文的开头就说：“一九四一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当时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这种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陈云同志和其他负责财经工作的同志一道，根据这个方针，研究具体贯彻实行的办法，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和流通，搞活经济，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证了军需和民用。
当时主要抓了哪几个方面的工作呢？
一、开展生产运动，保证战争供给和人民需要。
1944年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发言中说：“首先，我们实行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边区的一切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人民群众，都毫无例外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争取丰衣足食。为了支持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1943年挤出钱来，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到4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九倍；1944年增加到6亿元，又比上一年增加50％。除此之外，还实行多种鼓励生产的政策，如银行发放农贷，奖励移难民开荒，减征公粮，组织变工队和互助组，奖励植棉，提高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收购价格等，使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和迅速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抗战前全区耕地不过862万亩，到1942年，全边区共开荒386万亩。仅1944年一年，边区农民就增产细粮十几万石（每石300斤），连部队、机关、学校所生产的共计20余万石，收棉花300万斤，可织成150万匹布。军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两件大事。
这时，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42年底，已经有了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制造、煤炭等七类工业。全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近4，000人。并能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1944年陈云同志提出在边区自己炼铁，组织技术人员用关中的铁矿砂及南泥湾军队烧的木炭（后改用延安蟠龙镇的无烟煤），每天生产一吨以上的生铁，加上从前线运回的废钢回炉，使机器生产所需要的铸铁、钢材，得到解决。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党政干部同群众共甘苦、同劳动。中央许多负责同志、机关干部，都学会了用落后的木纺车纺线。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纺出来的纱都是一等品。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保卫边区的部队359旅，一面练兵，一面生产，共开垦荒地26万多亩，把一个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除了粮食自给，还每年向政府上交公粮。毛泽东同志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奇迹。
边区生产运动取得的成果，在财政史上也是奇迹。皖南事变前几年，财政开支86％依赖外援。事变后，几乎全部靠自力更生。陈云同志指出：“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
二、开展金融贸易斗争，打破经济封锁。
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当时主要靠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自给，解决吃饭、穿衣；二是依靠税收，平衡财政收支；三是打通对外贸易，换进必要的军需和民用品。从经济上来讲，反对封锁一是用贸易斗争，二是用金融斗争（即边区货币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这两方面又都是为了保障财政的供给。而财政又要支持贸易和金融斗争。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陈云同志在1945年总结边区财政工作时说：“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
先说贸易斗争。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以后，确定中心任务为“打破封锁，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保证供给。”并且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对内则自由开放，由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指挥。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是食盐及土特产，用以换回必要的物资如花纱布、医药、通讯器材等。拿食盐来说，它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运销量逐年增多。由1938年运出7万驮（每驮150斤），增加到1942年40万驮。毛泽东同志为了鼓励运盐外销，曾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专门介绍了一篇反映运盐的《鲁忠才长征记》。但是，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办法进行限制和破坏。他们一方面从河南高价运盐到陕西，而压低边区运出的盐价，致使运盐赔本，堵塞边区食盐出口。另一方面他们诱惑私商外运，封锁大路，开放小路，进行捣乱。甚至采取罚款、逮捕以至杀头的办法，来阻挠边区食盐外运。当时，西北财办经过周密研究，采取了几条有力措施，打破敌人的封锁。一是放宽政策，取消原来规定的必须经过盐业公司成交才准外运的办法。规定盐商和运盐脚户只要向经销机关登记，并遵守银行外汇管理办法，如带回法币按牌价兑换给银行，即可自运出境。二是吸引外商。盐业公司集中收购一部分食盐，运至边境，用高利吸引边区外的盐商来边境贩运，使他们得到好处。同时利用国民党驻军之间的矛盾和政令不一所造成的漏洞，在薄弱环节和空隙中，运盐出境。此外，西北财办重视边境经济情报，随时掌握行情，指挥边境的贸易斗争，并派得力干部到边境协助，及时进行具体指导。
对内贸易方面，主要是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疏通流通渠道，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组织各种供销社和消费合作社。当时，延安南区合作社是有名的模范单位，在城乡物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延安的南郊市场和南区合作社，是陈云同志常去作调查研究的地方。市场沟的边区银行是陈云同志定期研究经济对策的指挥所。在那里，他亲自领导分析市场情况，运用价格的涨落，来调节需求，扩大对内贸易，并指挥开展对外贸易。
到1945年，由于生产的发展，贸易的上升，税收随之增加，财政收入仅工商税收即达112亿元，而财政支出（穿衣、吃饭等）100亿元。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了。
再说金融斗争。皖南事变以前，边区流通的货币是国民党的法币。再由边区光华商店发行面额在一元以下的代价券作为辅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阻止海外华侨和进步人士捐款的汇入，边区财政空前拮据。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衣食和发展生产，1941年，边区政府不得不宣布独立发行边币。开始边币与法币的比值为1∶1，1942年为2．95∶1。1943年7月，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边区，对外贸易一时中断，法币来源断绝，边币贬到13元兑换法币1元。当时，市场上实际形成了两种货币同时流通。如何处理好边币与法币的关系，使边币的币值稳定下来，是稳定金融和市场的重要因素。在运用什么办法挤走或停止法币流通上，是有争论的。陈云同志经过反复研究，从实际出发，赞成富有实际经验并有创见的曹菊如同志的意见，并照之实行。曹菊如认为，法币“腿长”，在国民党统治区独占市场，在边区也有一半市场。所以，不能贸然停止使用法币。只能等到边区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贸易处于出超状态，法币猛跌，在国民党市场发生金融危机时，边币才能不受法币影响，才可以挤掉法币，使边币独立流通。同时，要稳定金融市场，首先要掌握实力，取得主动权，使法币为我所利用，也就是利用法币来接长边币的“腿”，大力发展生产。同时根据外贸进出口情况调节汇价，使边币稳定，逐步驱赶法币。估价边币好不好，能不能独立存在，不在于边币和法币比价的高低，而主要在于比价能不能稳定。如果当时我们把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定为10∶1，能稳定下来，而随着法币下跌，我们就可以逐步提高边币的比价，定为9∶1或8∶1。这样，既可以使边币的信用提高，又可趁此多发行边币，主动权完全为我掌握。由于发展生产，平衡财政收支，充实边币的物资准备，并实行了对法币的正确政策，从而使边币在与法币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边币的信誉提高了，边币的币值稳定下来了，市场金融和物价也稳定了。
三、在财力、物力困难条件下，保证重点，兼顾其它。
在战争环境中，一切财力、物力都要首先保证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陈云同志到1944年又进一步提出要发展生产，省吃俭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因此，他十分强调要保证重点，支出要排队，财力物力要用在刀刃上，在分配上要合情合理。他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的讲话中指出：“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因为机关多少有些能力，而且人少。解决问题要有重点。”在军队开支项目上，他又指出：“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钱应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由于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配，既保证重点，又兼顾一般，大家毫无意见，心情舒畅。当时，虽然物资缺少，财政困难，但是，军队机关一律实行供给制，军政一律，官兵平等，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心。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指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陈云同志在领导陕甘宁晋绥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中，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充分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条：
一、对经济情况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实际情况办事。陈云同志对凡属重大的问题，都事必躬亲。亲眼看，亲耳听，亲手写，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与在生产或工作第一线的同志进行深入讨论，交换看法。有什么问题，虚心向行家里手求教。对任何事情，他都要寻根究底，仔细思索。他常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但弄清楚事情的性质和客观规律，而且弄清楚准确的数量界限。比如，陈云同志经常到延安的南郊市场去，既亲自看，又找人谈。并且还指派专人经常联系，听取情况，掌握准确的数据，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与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思考，决定具体的政策和实施步骤。这样，就避免了盲目性。陈云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努力避免从主观愿望出发。困难多大，他一点不掩饰；有利因素也一点不遗漏。并且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多大的力量，办多大的事。在处理边币与法币的斗争时，虽然当时理论界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边区政治有独立性，法币应立即停止使用的建议，但是他坚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采取逐步壮大边币实力，利用法币打击法币的办法，最后达到驱赶法币的目的。在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中，陈云同志强调要保证重点，并且要作长期打算，“积谷防荒”，留有后备，以应救急。他说，如果每个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有机动财力，就会分散力量，一有急事，应付不了，是不行的。他的这些意见，都是来自于实践，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因此，看得准，办得到，效果好。
二、搞经济工作要着重用经济办法，要会算账。陈云同志搞经济工作，数字观点特别强。引用数字非常准确、熟练。他常从数与数之间的关系找出事物内在的联系。并且强调做财经工作就要下决心学会业务，学会计算，仔细打打算盘。他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这篇讲话里指出：“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账，那是不行的。”在要求仔细核算的同时，还强调要抓紧监督检查。他指出：搞经济工作要有“掌柜”的态度，当家的态度。当家就要理财，“检查要严格……‘豆腐里挑出骨头来’”。“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象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没有这种严格负责的精神，说大话，敷衍了事，不算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怎么能够把经济工作搞好呢？
三、要加强计划性。陈云同志强调搞好财经工作一定要加强计划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总之，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在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时，一再强调说明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但工业中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因此，强调要加强计划性。“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他并建议东北局作出决定，制定1949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如有可能，则进一步拟定1949年及1950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学习和走向计划生产。
四十多年来，我们从打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逐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到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历史上的一些政策和办法来解决现在许多新发生的问题。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路子，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在研究和设计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时候，恰当地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不走或少走弯路，对于保证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