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记文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传记文学
林默涵
自从劳动创造了人，人类的历史，就由人自己来创造，来书写了。社会变革，归根结底，当然由于社会的经济原因所引起，但一切变革，总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就写了一大批对我国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或大或小影响的人物，它并非只是“独夫的家谱”，其中也“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的；它告诉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列宁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说：“俄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很长的革命烈士传”。我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是一部很长很长的革命烈士传，他们用自己的血写下了我国人民求解放求自由的壮烈历史，我们除了用人民英雄纪念碑来纪念他们以外，难道不应该用墨来记下他们的壮烈事迹，用以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笑的是林彪、江青和康生之流，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不但残酷迫害活着的革命战士，而且对死了的革命烈士也加以诬蔑，他们以为把金子涂上烂泥，瓦片就可以冒充黄金了。他们不许人为烈士们作传，而江青却恬不知耻地乞求外国人为她涂写丑恶的历史，企图给自己树碑立传。结果，是他们自己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近几年来，传记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烈士的传记或革命者的自传，许多老战士、老作家写了回忆录。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都有人为他们写了一生的或者是一段生活的传记。茅盾同志活着时，我曾和其他同志一起劝他写回忆录，把他的勤奋而坎坷的一生经历写下来，他欣然接受。他的回忆录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惜他还没有写完，就离开我们了。
老战士、老作家们的回忆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劝一位七十七岁的老党员贝克尔写回忆录。他为此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写信，要求他们给贝克尔以帮助。他说：“由一个三十年代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持我们观点的参加者来描述这些事件，是绝对必要的。否则，老贝克尔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带进坟墓里去，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我们也是一样，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不就篡改了我们党的历史吗？有鉴于此，敦促和帮助那些硕果仅存的、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来参加了我国政治、军事和文化斗争的革命前辈们把他们的经历和回忆如实地写下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呵！
“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应该既是传记，又是文学。作为传记，它应该完全忠于史实，不容许虚构，更不能随意编造。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某些细节也不可能一丝不误。比如屠格涅夫回忆别林斯基，说别林斯基曾经爱过巴枯宁的妹妹，可她很快就去世了，其实屠格涅夫弄错了，“很快去世”的是巴枯宁的另一个姊妹；又如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也有误记失实之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回忆录的意义和价值。作为文学，它不仅要有一定的文采，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所写人物的特征，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而不是枯燥无味地记流水账。这就是把历史和艺术相结合，把克丽娥（希腊神话中司历史的女神）算作九个缪斯（司艺术和科学的女神）之一，也就是鲁迅对《史记》的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历史又是诗。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应该努力这样做。恩格斯写的《燕妮·龙格（马克思）》，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传记文学，他只写了燕妮的两件事，就把一个平常“拘谨得几乎可以被看成胆小，但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个男子也会羡慕的沉着和刚毅”的女革命家的性格刻画出来了，连审问她的敌人也不能不惊佩这是马克思“一家的妇女们显然都具有的毅力”。不久前，我看到过一篇回忆彭老总的文章，也是只写了彭总的三件事，就把这个杰出的革命家的朴素、严格而高尚的性格勾画出来了。
传记文学的体裁、风格，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写一生，也可以写一段，……关键是必须严格地忠于史实，而又具有优美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即将发刊，匆忙中，我就说这么点意见，供编者参考，并以祝贺它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