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
——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
徐敬亚
编者按：徐敬亚同志是近年来引起诗坛注目的所谓三个“崛起”论者之一。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上的长篇文章《崛起的诗群》，在文艺与政治、诗与生活、诗与人民，以及如何对待我国古典诗歌、民歌和“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传统，如何对待欧美文学的现代派等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宣扬了一系列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错误主张，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不少同志的尖锐批评。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省文艺界的同志们也对他进行了多次严肃批评和耐心帮助。最近，徐敬亚同志对他所宣扬的错误观点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写了这篇自我批评文章，对此我们表示欢迎。现将他的文章发表于下：
我的《崛起的诗群》在《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发表以后，受到了理论界和诗歌界的严厉批评。在此期间，我读到了很多批评文章，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讨论会。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有机会得到老一辈理论工作者以及各级领导、还有我的老师们的指导、帮助，有机会笔对笔、面对面地听取他们严肃的批评，使我受益匪浅。在接受批评的过程里，我经常深深地沉浸在对自己往日观点的反复回味、重新审视和沉淀离析之中。对《诗群》一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有了日趋深入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新诗艺术和整个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期间，我也得以有机会回顾了近年来我的成长道路。总结了经验，明确了方向。在我涉迹不长的文学履历中，这一次讨论，令我终生难忘。
《崛起的诗群》原是我读大学时的一篇学年论文，写于1980年末到1981年初。当时，我出于对“四人帮”横行时诗歌创作上的单调、程式化的不满，也出于探索新诗道路的兴奋，在文章中评介了1980年的诗歌创作倾向。但，由于我受当时泛滥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在文章中，我轻率地否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文化传统；贬低乃至否定了几十年来我国革命诗歌的发展序列；否定了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盲目地推崇西方现代派艺术，将当时出现的某些诗歌作品誉为“崛起的诗群”，作了不妥当的评介；宣扬了“反理性主义”和“自我表现”等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尤为严重的是，在分析艺术流派产生的条件时，竟主张“要有独特的社会观点，甚至是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并以“我不相信”四个字错误地总结了诗人们对过去生活的态度。这，就不仅仅是文艺观点的错误，而是政治观点的错误。文章发表后，在理论界和诗歌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今天，当我回过头去以一种新的目光阅读自己的文章时，我自己也很受震动。何至于此？我常常反躬自问。
我是粉碎“四人帮”后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上大学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那种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在一段时间里思想上和艺术观上出现了混乱和迷惘，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不热心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对当时纷至沓来的诸如“存在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学、心理学的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珍奇，并用自己刚刚学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轻率地评价了中国新诗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这样，由于我当时思想上的迷乱，也由于艺术准备的混杂，甚至在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匆忙成文，就使得当时我头脑中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进入了文章之中，使严肃的艺术命题发生扭曲，使《诗群》一文在文艺与政治、诗与生活、诗与人民等方面的论述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说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并且出现了政治观点上的严重错误。对照一些批评文章，看自己的论文，我感到有很多教训应该汲取。
正如很多同志在批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篇全面评述我国新诗创作倾向、探讨艺术发展道路的长文，《诗群》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中不乏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由于离开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对生活、对艺术的分析就出现了偏差，对文学现象就不可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回顾《诗群》写作与发表的前前后后，我感到，我之所以写出《崛起的诗群》这篇错误文章，是因为在自由化思潮泛滥的一段时间里，我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之后，也没有及时地领会党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诗群》完稿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文章的错误观点没有觉察。在党领导文艺界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我也没有及时地清理自己，使很多思想上的错误和文艺观上的错误在《诗群》中继续存留。党的十二大后，在党中央已经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形势下，我仍没有以此重新检验自己的文章，更没有上升到是否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来校正自己的观点，仍然自囿于文章的细小艺术分析之中，不能自拔，以致使《诗群》于1983年1月公开发表出来。这样，我的一些没有得到清理的芜杂的错误观点，在诗歌界和理论界再一次得到了扩散，给文艺事业带来了损失。
无论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还是作为一名青年，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是须臾也不能离开的。迷失方向的探索是危险的行走。对《崛起的诗群》的讨论刚刚开始时，我只是认识到文章的一些艺术性、学术性失误。之后，在各级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特别是经过几次大规模的讨论会，经过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逐观点、逐段、逐句的分析、批评之后，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我的很多同事、朋友，还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同我促膝谈心、循循善诱、引而不发、耐心等待。一些文艺界的老同志以自己五十年代的亲身经历对比我文章中的错误，深有感触地赞扬党中央的文艺政策和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使我屡屡感慨系之。在这些严厉的、同时又心平气和的同志式帮助中，我全面地思索和剖析了自己的文章，感到《诗群》确实背离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这次讨论，对我不啻击一猛掌。真正的认识阶梯是沉重的。批评，是一种让人痛苦、让人脸红的改造和学习，而自我批评就是自己校正自己、自己修改自己。我们这个年龄的文学青年，是在“四人帮”横行时度过艺术准备期的，没有经历过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活。在这次讨论中，我从自己的认识转变过程中，认识到文艺批评对于文学艺术事业来说，如同沐面洗尘一样是时刻需要的。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的有力保证。
顺便说一下，《崛起的诗群》发表以后，在国内文艺界受到了批评，同时，海外的某些人士对文章却幸灾乐祸，进行别有用心的评述。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诗坛的具体情况。他们的用心与我们开展讨论、弄清是非，从而进一步繁荣艺术创作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也与《诗群》文章的写作原意大相径庭。这种讨论，完全是我国文艺界的正常秩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是每一个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人应该遵循的科学原则。对于海外某些人在文艺批评常识上搬弄是非、唯恐不乱的作法与心理，无须多说。我们革命文艺事业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也许是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大学毕业后，我接触了大量的群众文化工作。在两年的编辑工作中，我也读到了不少被我文章斥为“佶屈聱牙的古调子”和“封建田园牧歌”的具有古典诗词风味和民歌风味的诗歌作品。编撰之余，也感到过去观点的偏颇。在同很多业余作者的接触中，我更感到《诗群》中的错误观点对诗歌创作的严重危害。这次讨论使我澄清了很多模糊认识，从思想上端正了方向。诗，需要不断创新和探索，但这种探索和创新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日新月异的生产建设，还有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都要求我们的文艺必须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这个方向，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我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和数十年来的革命文艺传统，都是不可想象的。脱离生活与人民的创作倾向以及推崇这种倾向的理论主张，都会危害文艺的正常发展。生活已经在教育和召唤着每一个人。
最近，我学习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一个文艺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同时，也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和不良影响而不安。复水难收，行文难再，但今后的路还长，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对自己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身上的影响，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近来我想，虽然《诗群》的写作已历三年，虽然我的文学经历和受错误思潮影响的时间都不长，但文章中混杂的错误观点、文章以外的很多模糊认识，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原因和社会根源。因此，思想上的改造、学习，艺术上的改造、学习，将是长期的任务。今天的认识也需要继续深入，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正确的观点也需要逐步巩固。今后，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坚定地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道路，深入生活，贴近人民——是我在受到批评之后经常想到的。同时，我也相信，通过这场讨论，我国的新诗艺术和文艺事业一定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