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是怎样端走的？——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见闻之四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大锅饭”是怎样端走的？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见闻之四
本报记者 蒋涵箴 肖关根
上海交大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资改革。对这一条，外界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为此，记者最近访问了劳动人事部顾问王榕同志。她说：“上海交通大学工资改革后，不少高等院校也要求进行自费工资改革，劳动人事部对这些院校都没有批准。理由很简单，工资改革的前提是坚定地、有秩序地进行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交通大学在工资改革之前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有条件进行工资改革；不做好基础工作就进行工资改革，那只能是较高水平上的大锅饭。”
此话是有针对性的。交大改革在社会上有了点影响，不少人一提交大改革，就以为是多拿钱；学交大改革就学涨工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现在许多单位手里都有点钱，如果不进行改革的基础工作，一上来就改革工资，就很可能搞乱了套。
在这个问题上，上海交大也曾有过自己的教训。他们搞管理改革之初，为了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每月给大家发6元钱综合奖。发放的办法是平均主义的，干得起劲的人拿6元，不好好干，甚至调皮捣乱的也拿6元。一个人6元，全校4，000多名教职员工就是2万多元。这些钱发下去了，但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1980年夏天，学校的几位领导同志从武汉开会回上海。一路上，他们反复思考：为什么发了6元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应当怎样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思考、议论的结果，使他们悟出了一条道理：不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钱发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大锅饭”对于先进者虽有影响，但他们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仍然干劲十足；可对一些胸无大志者，“大锅饭”却成为一种既得利益，他们少劳而获，又能利益均沾。“大锅饭”害了国家，害了交大，也害了知识分子自己。他们决心端走“大锅饭”。
当时交大已经进行了人才流动工作。通过人才流动，学校师资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忙闲不均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要端走“大锅饭”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干事的人累死，不干事的人闲死”的局面。为此，学校从1981年起进行了人员定编，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首先确定了学校编制总数，尔后核定各单位的定编数。定编的步骤是先领导后群众，先机关后基层。与此同时抓紧办理教职工的离休、退休工作。定编之后，学校又制定了《教师工作规范》，对不同职称的教师的业务职责、业务质量作出了具体规定。对校、系党政机关干部制定了《岗位责任制》。这两个制度颁布实施后，大家明确了自己的劳动标准和进取目标，教职工中忙闲不均的状况开始改善。你是副教授就要干副教授的活，你是讲师就要干讲师的活，你完不成《规范》规定的任务，那人人都知道你是不合格的交大教师。知识分子是想上进的，谁甘心落后，谁愿意当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上进心激发了积极性，大家都抢着多干活，争着往学科梯队里挤，生怕被淘汰。这是交大多少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交大在制定工作规范和岗位责任制时注意了两点：一是规定和要求详尽、具体，便于检查考核；二是不但有检查考核的办法，而且认真地组织实施。不然，规范和制度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人事制度、劳动制度改革之后，全校教学和科研工作量比过去增加了三分之一。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校领导看到了一个新问题。有的副教授承担了大量的科研或教学任务，白天黑夜地干，可工资只有72元，还赶不上上海一个四级工的工资。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廉价了。党委的领导同志曾含着眼泪参加过几位中年知识分子的追悼会，老的送小的，白发送黑发，真让人心酸！痛定思痛，不能老是在嘴上说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要赶快见之于行动。一个好的人事制度、劳动制度的实施，如果不与一个合理的、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人们的积极性就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大锅饭”的弊端也不可能克服。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学校决定对完成《规范》而又职级不符的人员发放一定数量的岗位补贴，补贴的重点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中年骨干。岗位补贴是交大工资改革的雏形，是工资改革之前的权宜措施，它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交大党委越来越看清现行工资制度存在的许多弊病，如教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工资等级不能反映他们的业务能力。贡献大小，也没有正常的升级制度，这种工资制度必然会挫伤人的积极性。看来，发岗位津贴也不是长远之计。他们想进行自费工资改革。
交大想改革工资制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劳动人事部派人到交大调查。他们确认交大经过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搞自费工资改革条件是成熟的。去年，劳动人事部、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交大进行工资改革试验。
交大进行工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结合起来，通过《教师工作规范》、《教师升职标准》、《职务工资制方案》三大法规，把每个教师的劳动、升职和分配直接挂起钩来，教师完成《规范》方可参加升职评定，完不成的就不予升职，不能升职者工资级别只能“原地踏步”。这就把每个人的业务能力、贡献大小、工作好坏与工资待遇联系起来，摒弃了过去那种论资排辈、轮流升级、只比待遇、不比贡献的习惯，逐步打破了工资制度上的平均主义，确保了中年骨干尽快实现职级相符。交大的同志说，劳动制度是基础，职称是台阶，定期升级的工资制度是杠杆，三者合为一体，促使广大知识分子不断挖潜力，不断上进。
上海交大的工资改革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如全校原来拿133元的副教授共有54名，工资改革后，最低的调到160元，最高的调到208元。个别人贡献大，连升三级。对于破格升级者都有严格的考核和明文规定。尽管差距拉开了，大家也心悦诚服，不争不吵，这是过去工资调整中没有的。
在具体做法上，自费工资改革与1982年国家统调工资结合进行，对超过国家工资规定的增资金额，由学校增收节支结余经费解决。经核算，交大自费工资改革，学校拿出的钱，分到每个人身上，平均每人是5．48元。这5．48元比起前两年每人发6元钱综合奖大不一样。他们说：“6元钱扔到了黄浦江，5．48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竞争的局面”。现在，交大已逐步取消了6元钱的综合奖。
上海交大改革的实践证明：吃“大锅饭”同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大锅饭”是完全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