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六、“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戈扬
1983年10月23日，我是怀着重上红岩的心情到中南海去见大姐的。
这是北京的秋天里最好的一天。天空高而蓝，阳光温暖，空气新鲜，中南海红墙外面的鲜花也格外美丽。“可是来得太早了呀，”我对司机同志说，“约定九点半，现在才九点一刻。”他把车子开到北海公园门前呆了一会，这才又回到府右街，进入了中南海。
一座古老的院落，大门关着。按照警卫的指点，我用力推开了大门上的一扇小门，走了进去。院子里静悄悄，听得见树叶摇曳沙沙声。金色的阳光洒满萧瑟的庭院，几丛花树和盛开的秋菊洋溢着蓬勃的生机。西厢房的廊檐下，晾着几件衬衣，更使我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简朴的生活气息。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越是接近大姐，越是想要把脚步放慢一些。象当年第一次登上红岩那样，我要争取时间想象一下，大姐现在在干什么，我见到她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右手厢房的窗户里有人向外探望，接着便出来一个人，是赵炜同志。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问道：“我们没有见过面吧？”
“不，我看见过你，在北京饭店。”
她笑了，“大姐接见的人太多，有的同志我没有记住。不过我记得你来过电话。”
“是的，我给你打过电话，探问大姐身体好不好。”
我们说着话来到客厅。赵炜同志让我坐下，她去通知大姐。客厅宽大而宁静，五十年代我来过，那是中间那间大厅，正门大开。现在却是从东首的旁门进来的，是另外的一间。我刚坐下又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跟着赵炜同志来到大姐房门口。只见大姐坐在临窗的写字台边，正在放下手中的笔。她抬头看见了我，便挪动身子站起来，一边摘下眼镜，一边笑着说道：“进来吧，来看看我这屋。”
“大姐，您好！大姐，我真想你呀！”我说着便扑了过去，象孩子扑进母亲的怀抱。真的，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竟不由自主地抱住大姐，一腔热泪流了出来。
大姐的眼睛里闪着泪花，用手指着胸口说：“你们都钻在我的心里呀，你们这些过去的同志都钻在我的心里呀！”
这时候，我所看到的大姐的形象仿佛又不是大姐。是谁呢？她那半仰着的脸，她那微闭着的眼睛，是我头脑里印象最深的那张版画——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吗？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风云和革命斗争，都集中反映在她的那双眼睛里。这是一幅更为伟大的肖像画，是一首革命的史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兼母亲的伟大形象。
大姐的卧室不大，光线也不够充足。沿着东墙和北墙摆满书柜，靠近西墙放着一张低低的床，铺着洗得很干净的不太白的床单。床与墙之间的小几上面有一个茶杯。大姐说：“这四年一年一场病，胳膊、腿摔断，胆囊炎，高烧十天不退。去年那场病，我以为要见马克思了，谁知又好了。马克思还要我下放一个时期，任务没有完哩！”
大姐诙谐地说着话，和我一同来到客厅，她让我在左首的沙发上坐，说是她的右耳有点背。茶几上放着两杯沏好的茶，我这边还有一个小盘子，盘子里放着一个通红的熟透了的柿子和一把极小的铝勺。显然，这是为我准备的。
大姐感叹地说：“你们几个女记者，熙修和杨刚死了，子冈病着，现在只有你在工作。能工作就多做工作，我们活着都是为了什么呢？”
大姐又谈到许多人，“丁玲见过。白朗听说也在病着，她的女儿给我来过信。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朱子奇他们来过……”
大姐的心里装着多少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