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老舍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所认识的老舍
阳翰笙
老舍同志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写作，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由一个爱国的进步作家，逐步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走向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革命作家，成为中国人民所敬爱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作品，品类繁多，既有脍炙人口的小说，也有深受欢迎的剧本，还有老百姓喜爱的曲艺，还有散文、诗歌等等。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不仅为中国读者所喜爱，也吸引了不少的外国读者，象这样高产量、高质量的多面手大作家，在我国文坛上是不多见的。无论是今天的读者和将来的读者，都会永远记着老舍这个光辉的名字。文艺研究家、文艺史家们是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老舍的。我们深深怀念老舍，更要好好学习老舍。
我认识老舍是1938年春天在武汉。从武汉到重庆，我和老舍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终于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抗战期中我和老舍成了同行。我写剧本，他也写剧本；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党做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做着同样的工作（他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解放后，我和老舍的交往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又几乎做着同样的工作。可是我因负责的组织工作过多，创作上我远不如他。我只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两个电影剧本；而他是作家劳模，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等一连串的剧本。算起来，我和老舍的交往有二十多年。随着友谊的加深，彼此的了解也加深。不久前，我重读了四十年前（1944年）在重庆举行“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时，我发表在《新蜀报》上的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在那封信中，我对老舍苦撑“文协”大旗和他的创作成就作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同时还提到老舍过去二十年所走的漫长的崎岖道路。当时，要全面评价老舍，为时尚早。因为他还在前进，还在发展。现在是可以全面评价老舍的时候了。这是一项必须做的很重要的工作，然而十分繁重，因为老舍有那么多作品。但是，我相信文艺研究家和文艺史家们是会把这副担子挑起来的。我们这些人，与老舍同时代的同志和朋友，也有责任提供材料，谈谈自己对老舍的认识，以备参考。
我也谈谈我所认识的老舍，主要谈他这个人，谈他所走的道路。对不同时期的老舍，我有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可分三个时期。
对抗战以前的老舍，我所知甚微。那时我不认识他，只读过他的部份作品，如《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的作家。他嘲笑旧世界、旧事物，对旧中国的现实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他富于幽默感，善于讽刺。他的作品笑中有泪，笑中带刺。他是一位进步作家，但还不是革命作家，因为我没有从他的作品中看出革命的倾向来。这是和他的经历、生活分不开的。“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教书；1924年他到英国教书，一去就是五年；回国后又去山东教书。他初期的几部作品是在外国写的。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的圈子，当然要影响他的创作。不少作家都是这样。
对抗战时期的老舍，我的认识就不同了。这是因为老舍在抗战时期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进步。我还得从1938年谈起。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救亡的中心，吸引了大批爱国的文艺家和其他方面的人士，从四面八方奔赴武汉，为抗日救亡工作。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我正由党组织的指派，和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要成立了，由谁去主持？这是领导权问题。我和乃超同志商量，决定推荐老舍主持“文协”。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也同意。这样做是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张道藩等抓领导权。于是我和冯乃超分头活动，老舍当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文协”不设主席或会长，只设理事。老舍的职务并非仅管后勤事务工作，而是抓总，全面负责。
老舍主持“文协”工作达八年之久。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情况又异常复杂。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气候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老舍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罗荪、丰村等同志的帮助下，表现非常好，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这位名作家，完全放下架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操心，兢兢业业，不辞劳瘁。经常有一些麻烦事情，要和国民党交涉。还要和特务头子潘公展之流打交道，我们不便出面，老舍就爽快地说：“我去顶一阵”。他不止一次知难而进，挺身而出，解决了麻烦问题，使工作得以开展。“文协”的经费有时也要他张罗，不得已时我就去向邵力子借钱。由于老舍无党无派的身份和在文艺界的声望，他能出面讲党所不便讲的话，做党在当时不便公开的事，发挥了其他人难以发挥的作用。就是由于老舍这种作用，“文协”的领导权没有落到国民党手中，也没有变成一块空招牌。“文协”在抗战期间，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重大效果，是和老舍分不开的。
在抗战期中，亲眼看见他的种种表现，听了他的言谈，读了他的文章和剧本，我进一步认识了老舍。这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文艺家，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在火热的战斗中，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拒绝国民党的利诱，不怕他们胁迫，一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
1949年，周恩来同志提出，要邀请老舍这位朋友回来（那时他在美国讲学）。经过联系、安排，老舍欣然回国。他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由我陪着会见了周恩来同志，老朋友相见，畅谈了很久。这件事，对老舍后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老舍的世界观，在党和人民的影响下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自觉地、不懈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满腔热情地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同时更加深刻有力地揭露旧社会，鞭挞旧事物。老舍的创作表明，他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党的立场上，把写作当作党交给他的战斗任务。四十年代我在那封贺信中，祝他“昂然迈步前进”。五十年代他果然前进了很大的一步。他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参加共产党，但他的世界观，他的思想感情，他的立场和共产党是一致的。他和许多党内的好同志一样，全心全意地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创作、而工作，他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作家了。
作为老舍的朋友，我很佩服他的为人，老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光明正大，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他有啥谈啥，从不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决不趋炎附势随风倒。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一向称自己为写家、文艺界的小卒。他十分讨厌别人对他的不适当的恭维，更不用说吹捧自己了。文如其人。因为他有这些品德，所以他的作品处处都流露出作者的真挚的思想感情。
我和老舍之间的友情也是很真挚的。举一件事情便足以说明。1964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对我写的《北国江南》展开围剿。那时，老舍被陈登科同志请到安徽访问去了。他看了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后，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只字不提报纸上的批判，也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只谈他在安徽的行踪，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看见了什么等等，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体。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叙述了他观山玩景时的舒畅心情。这几封信很使我感动。从字里行间，我看出他的内心的不平，看出他对我的处境和健康的关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励我。危难之中见交情，这也表现了老舍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
老舍同志是十年动乱中第一个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文艺家，他在1966年就离开我们了。我再说一遍：我们深深怀念老舍，更要好好学习老舍。学习他的作品，学习他勤奋写作的精神，还要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在革命道路上的昂然迈步前进的崇高品质。
（本文是1984年3月15日作
者在纪念老舍同志诞辰八
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