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盛亚选集》引起的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读《刘盛亚选集》引起的
巴波
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刘盛亚选集》，以及给这个选集作序的陈白尘先生的《哀盛亚》和盛亚的夫人魏德芳的《后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认识盛亚是抗战后期，地点在成都。在我印象中，盛亚这个留法学生，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的教书先生，郭沫若主持的群益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人，一点没有洋味，也没有架子，总是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一双仿佛从不擦油的皮鞋，还有就是一头不规矩的“自由头”。如今的中年读者很可能不知道，抗战初期，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陆陆续续发表的《卐字旗下》，就是盛亚用“SY”笔名写的反法西斯的散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就是读了这些文章，非常敬佩盛亚的，因此一见如故。这个如故，谁会想到盛亚后来之死，却和我有了“关系”，在他冤死二十四年之后才来写这篇悼文，这还靠粉碎了“四人帮”才有了这个条件。
我1956年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去四川采访，路经重庆时，去看望当时重庆市民盟主委萧华清先生。萧华清先生，是老CY。刘伯承元帅在川军中当营长时，萧先生就是刘伯承的政委；吴玉老在重庆办中法大学时，萧先生就主持这个学校的教务；抗战兴起，萧先生在成都一个中学任校长，教员中就有何其芳、周文等等，人称这个中学是“陕北公学”。萧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前辈，我对他一直是执弟子礼。我去看望他这天，谈话中，萧先生提到盛亚。他说民盟在发展盛亚入盟，盛亚在犹豫，萧先生知道我和盛亚能说话，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立即奉命照办。
我是这样考虑的。解放后，重庆曾掀起一场大批判，对象就是刘盛亚的《再生记》。不管这场大批判孰是孰非，起码盛亚不仅不是敌人，而且是反法西斯的文艺战士，是民主教授，是进步文艺活动积极参与者，怎么说，也是党的朋友。那种大批判，只有敌人（包括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党徒）高兴。盛亚不好受是当然的。然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盛亚是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盛亚象所有中国那些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盛亚是作家，最能表明他的世界观的是他的作品，这本选集中1954年写的短篇《星》，1956年写的短篇《悬岩标灯》，1957年2月写的报告文学《木工黄荣昌》，白纸黑字，就是明证。这些篇章都可以看出，一个非党作家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后，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仍然不失赤子之心。他笔下歌颂的工人阶级、转业军人、老师傅、年轻人，正是我们现在还在大力提倡要写的时代新人。盛亚所写的这些新人，在五十年代闪光，在现在八十年代照样闪光，就是今后也会闪光。这就是盛亚对政治对文学的最根本的态度。
其次，1946年有一天，盛亚跑到成都一个菜馆找着我，告诉我，成都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重点在找四个写杂文的人：这就是张而冠（即翁耘圃，去世前还在偷听延安广播）、杨威（即汤远烈，萧华清先生得意弟子）、田丁和杨槐。我和张而冠商量后，就在《自由画报》上发了一条新闻，大意是张而冠夫妇偕田丁夫妇买车东去，当然杂文还是继续写，不过，另外用一个笔名罢了。这一件事说明，盛亚的行动，是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
就这样，我找盛亚谈了话。我离开重庆后，盛亚就入了民盟。1957年反右时，盛亚戴上帽子，罪名之一就是“章罗联盟分子”。重庆的报上还说我是他入民盟的介绍人，以证实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这一来我也就成了“章罗联盟”了！自然科学应该搞发明创造，然而政治上搞这样的“发明创造”，就要害死人，就要亲者痛仇者快，就要“创造”敌人花了再大的价钱也达不到目的的戕害自己的祸事。
盛亚的冤案当然改正了。
我觉得盛亚那种受了委屈，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仍忠心不贰的精神，在当前，不是嫌多，而是太宝贵，更应该大大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