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状”签订前后——记丹东市电子工业公司的改革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责任状”签订前后
——记丹东市电子工业公司的改革
本报记者　洪天国　李新彦　本报通讯员　吕云德
编者按：辽宁省丹东市电子工业公司上上下下签订“责任状”，是一项有效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与有些地方或单位签订“责任状”（即军令状）时，只有上面对下面的要求、下面对上面的保证，没有责权利的统一考虑，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改善企业管理，说到底就是要实行责权利的统一，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按劳分配，自负盈亏，有奖有罚。只有这样才能把企业的积极性、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谷底”决策
这是多么严峻的现实：辽宁电子行业1982年亏损1，800万元。丹东虽然没有亏损，但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比上一年大大地下降了，还首次出现4个亏损户。一条历史上持续上升的电子工业生产发展的直线，到此嘎然止步，跌入深深的“谷底”。
“难道这种往下溜的局面无法扭转？”丹东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现为市长）郑平问市电子工业公司经理张国太。“有！”张国太说：“只要你给我三项权利，我就保证从1983年起，三年内，总产值和利润总额翻一番，让丹东电子工业登上新波峰！”
“哪三项？”市长紧追一句。
“一，公司有权提名、任免经理助手；二，公司有权任免所属企业的一二把手；三，给我每年对公司职工总数1％的晋级奖励权。”张国太说出了他反复思索过的想法。
“你为什么单要这三项？”
“因为现在是实行隔层的干部管理制度，只能管管科长，工人……要是能改为生产到哪，干部就管到哪，责权利统一，那就有办法了！”
1982年12月15日，丹东电子工业公司以党委书记朱明达和经理张国太名义，向省、市递交了“责任状”。“责任状”明确提出三年内翻番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同时要求省市委给予上述三项权利。
丹东市委、市政府很快批准了朱、张的“责任状”。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也给予肯定和支持。一项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就这样诞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电子工业公司机关和所属12个企业开锅了。“国太，行，敢想敢干！”“张国太是吹牛皮，说大话！”说什么的都有。
“书记、厂长们，是什么妨碍你们甩开膀子干？”在厂领导会议上张国太首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经过书记厂长们的一番议论，争吵，最后张国太概括说：“你们企业干部责大，权小，利微，对不对？”
“对，就这个责权利不统一，我们才有劲使不出。”
“公司下放给工厂七项权利，怎么样？”
“真的？哪七项？”书记和厂长们伸长脖子问。
“书记、厂长对副职人选有建议权；有权任免中层干部；有权决定对职工1％的人晋级；有权按照有关法规决定对职工的惩罚；在不超过职工总额的前提下，有权录用、调转职工；有权合理设置或撤、并职能机构和生产车间；完成加奖线利润指标，奖金可在公司内部调剂的基础上打破常规。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指标，立下‘责任状’，军中无戏言，说到做到。”
就这样，1983年1月19日公司同各企业签订了“责任状”。
笔重千钧
“责任状”既明确公司下放的七项权利，又规定企业必须完成的生产任务，叫“上保下包”。就利润指标言，分为国家计划线、获奖线、加奖线三道杠，对企业党委书记、厂长实行严格的奖惩。仅完成国家计划，不奖不罚；实现获奖线规定的利润，晋升厂内浮动工资一级；实现加奖线规定的利润，对1％职工晋升国家工资一级。一年完不成国家计划，罚书记、厂长各一百元，连续两年完不成或出现经营亏损，分别情况给予记过或免职处分。
一张状纸，分明是把书记、厂长们赶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奋发向上，干出成效，获得奖励；要么不负责任，准备受罚、免职或自动辞职。
无线电十七厂厂长毕克家走向签字台前。他那胖乎乎脸上的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盯住“责任状”上那几行阿拉伯数字：总产值400万元，实现利润82万元……还有，ＪＲＢ电话继电器创“省优”。“各项经济指标都比去年高不少，能完成吗？”毕克家心中思忖。
毕克家，在他的30年厂长生涯中，不知在多少份文件上画过圈，签过字，唯独这回，他感到手中的笔格外沉重，粗壮的手抖索着，但他终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字果然没有白签。回厂后，毕克家每星期都要仔细瞧一下“责任状”，检查各项指标的落实情况。1983年，十七厂完成产值620万元，上缴利润123万元，ＪＲＢ电话继电器创“省优”。毕克家兴奋地说：“这是十七厂最丰收的一年，也是我当厂长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天，共有10个工厂与公司签了“责任状”。
“状”能壮胆
电子公司的“台柱厂”之一——调谐器总厂的厂长，在签完“责任状”后不久被调到市政府工作了。一个关乎全公司命运的企业，岂可一日无主？然而，谁能挑起这副重担呢？
“派杨德群去！”经过反复酝酿，公司第一次行使他们获得的干部任免权。46岁的工程师杨德群，196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物理系，曾是只有二百余名职工的无线电八厂的技术股副股长。
“一个小厂的小股长到我们县团级企业当厂长？！”调谐器总厂一片反对声。
“我们派定了！”几天后，公司顶着重重阻力，送杨德群到调谐器总厂上任。
一年来，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果然不辱使命，他谦虚谨慎，尊老敬贤，善于用人，加上又有一定魄力，知识面较广，很快得到全厂职工的拥护。1983年，调谐器总厂实现利润1，050万元，是“责任状”上定的“加奖线”的一倍多，团结一致的厂领导班子荣获集体一等功，全都晋升一级国家工资。
谈起这段往事，市经委的一位同志感慨地说：要不是“责任状”壮胆，电子公司哪有魄力一周内就派出杨德群去当厂长？同样，市里一个比调谐器总厂还大的工厂同时调走了厂长到市政府任职，书记天天催要上边派厂长去，结果，经过层层申报、考核，费时两个多月才配上了厂长。
这一年，电子工业公司先后对12个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任命162名中层干部，免职6名。
丹东电视机总厂是电子工业公司的第二家大企业。因为厂房不足而影响生产的发展，长期不得解决。公司纵观全局，决定将无线电十二厂刚刚竣工的一栋五层大楼与电视机总厂的旧厂房对换。这项决定，立即在十二厂引起轩然大波。“这不等于用一个单间来换我们的三居室吗？坚决不干！”难怪啊，为了建厂房，十二厂职工咬着牙，三年没盖一间职工宿舍。
“十二厂的职工同志们，公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请大家算算这两笔帐：电视机厂每天实现利润15，000元，而十二厂每天实现一千多元。再说，你们厂是为电视机厂生产配套部件的，如果整机失去竞争能力，那将是怎样一种局面呢？”工人们想通了，连夜冒雨搬家。十天后，电视机厂的生产流水线转动了。
“状”系人心
1983年，丹东电子工业公司所属的12个企业中，从书记、厂长到车间主任，从班组长到普通工人，不知有多少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大伙说：“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责任状’连着心，连到谁谁操心。”
无线电十厂厂长陈兆海同厂里12个车间、科室分别签定了“责任状”，一股为四化做贡献的活力便注入工厂的每一个角落。
电感器车间主任邱锦华带领63名青年女工争分夺秒，全年生产电感器160万只，超过“责任状”规定的120万只。为了减少成本，邱锦华精打细算。他领料时，每公斤2元多的医用乙醇不要，说：“一公斤9角多的工业酒精也一样用。”去领产品包装盒，一划价，好家伙，每个4角6分。邱锦华跑到纸盒厂一打听，有2角8分一个的，赶忙对厂长说：我们车间的纸盒到外面去买。如今，这个工厂的职工领材料总要先打听打听价钱，就象上自由市场买东西一样。“以前，别说4角6分，就是4元6角，也拿走了事！”厂长对此感慨万分。这一年，电感器车间的产品荣获公司银质奖章，63名职工实现的利润，占全厂利润的80％还多，车间评为市先进集体，36岁的邱锦华出席了市劳模大会，全车间人均奖金全年200多元。“军中无戏言”
电子工业公司这一年创造的总产值、利润和上缴利润分别比1982年提高28．8％、209．9％和669．4％，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历史最高水平。
年终分配时节，一些人担心“责任状”不算数。市长郑平严肃指出：不能“抹桌子”，不兑现，如果失信于民，不仅朱明达、张国太倒了，而且一场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就夭折了！
于是，朱明达、张国太成了丹东市人民热烈称赞的新闻人物。他们每人晋升一级国家工资，浮动二年。在公司内，12个企业中有9个达到加奖线，104名职工晋升一级国家工资，其中厂级干部26名，占企业领导班子总人数的18％。有6名同志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有受奖的，也有受罚的，这一年全公司提拔了一百二十六名中层干部，也有6名中层干部被免职，在别人拿到奖金的同时，没有完成任务的软瓷和硬瓷车间就没有拿到一文奖金；只因考虑到客观上的困难，才没有扣他们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