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同志
方杨春　廖训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国际活动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光辉事迹，却永远留在我们中间。
朝鼎同志1903年生于山西汾阳。1921年，正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朝鼎同志就提出：人活在世上不可“虚此一生”，要“做真正的人”，要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1924年，赴美留学前夕，一批有志的青年，为了寻找救国应循的途径，分别求教于国内的领袖和名人。朝鼎同志曾去北京大学访问了李大钊同志。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畅谈一次，印象很深”，他说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
1927年，当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朝鼎同志正在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大会。国内血的教训，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他入党的愿望日益强烈。经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介绍，朝鼎同志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根据党的决定，朝鼎同志由美回国，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秘密工作。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斗争艺术，使他担任了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后来他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务。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在重庆时他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终日在腐朽的官场和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奔波应付。但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十分坚定，对党无限忠诚，洁身自爱，做到立污泥而不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中共驻上海代表撤回延安时，周恩来同志通过邓颖超同志化名写了一封指示信给他。信中说：“吉兄（指恩来同志）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党的指示及时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与安慰”，指明了斗争方向。解放战争后期，朝鼎同志被中统特务告密了。一天深夜，孔祥熙突然叫他到其住处，严厉地问：“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朝鼎同志镇静地回答说：“我追随你多年，我的一切你都清楚，你看我象不象共产党？”孔沉默一会，无言以对，只好说：“我看不象”。
1949年1月初，党组织指示朝鼎同志撤离上海到北方。当时上海国民党统治已面临末日，一片混乱，前往北方交通已断绝，他无法脱身。恰好这时傅作义电邀朝鼎同志出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长。于是，他便同夫人罗静宜同志搭乘傅作义运钞票的专机飞到北平。20天后，北平和平解放了。朝鼎同志也为和平解放尽了自己的努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朝鼎同志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1951年，他就曾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朝鼎同志是解放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的第一个学者。1955年7月，朝鼎同志还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直接用英语向国外听众介绍我国经济建设情况及对外贸易前景。在当时，一位领导同志亲自在电台用英语作对外宣传，是很有影响的。
朝鼎同志有强烈的事业心。贸促会初建时，就根据朝鼎同志的倡议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这件工作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随着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发展，现在贸促会的法律事务工作日益开展。实践证明，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朝鼎同志在贸促会还亲自创办并主持过研究室工作，最早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动。现在看来，他也是深谋远虑的。1957年4月，朝鼎同志曾率领访问团去西德参观汉诺威博览会，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东亚贸易会议。代表团回国后曾有许多宝贵建议，如提出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经济贸易发展；建立技术资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建议立即开始研究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情况，并培养干部，以便一旦同这些国家建交，马上就有了得力干部。他甚至还提出要利用外资加速发展我国经济的主张，但因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历史进程表明，朝鼎同志是何等地有远见呀！
朝鼎同志对待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不知疲倦的。他的日常活动相当紧张，特别在国外，时间紧，任务重，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但他始终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有时病倒了，实在迫不得已才肯住院。
朝鼎同志一生多年在国外，但爱国之心与日俱增。他酷爱祖国的一草一木，尤其喜爱祖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坚持吃山西家乡的饭菜。他以使用国货而感到自豪，临终戴的是上海表。他有钱就买字画、碑帖、古董、砚台、古木器，珍惜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他逝世后，爱人罗静宜同志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满满四卡车的重要文物献给了国家。其余一般文物卖给了文物商店，所得的几千元都捐给机关作福利费了。
朝鼎同志在外事活动中是严格遵守纪律，勤于请示汇报，公私分明的。1958年，他担任赴瑞士洛桑展览团团长期间，瑞士朋友赠给展览团几十只手表，他都坚持交公了。
1962年，一位香港老朋友赠送他一台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回家后，他坚持交公。同志们说，这不是外宾赠送的礼品，他可以留用。但他仍要秘书去总务科登记之后，才领回放在办公室使用。他去世后，工作人员尊重他的愿望，仍把这台收音机交了公。
在用人方面，朝鼎同志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解放初期，有不少人找他安排工作，甚至他的亲友也要求帮忙，都一律被他婉言拒绝，为此，他的亲友多年对他有意见。一位同他在清华和美国同学、相识达四十年的老友，经组织介绍由上海来贸促会工作，一连做了三年临时工，朝鼎同志都未干预，最后还是按正常手续转了正。
朝鼎同志是一个老党员，对同志热诚宽厚，平易近人，但因长期生活工作于国外和敌人营垒之中，参加我们党内的正常政治生活毕竟是不多的。解放后，他深感这方面的不足，决心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尽管他外事活动较多，仍挤时间参加党的小组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63年，在他即将赴阿尔及利亚担任中国展览团团长的前夕，他和党小组长商量决定在行前参加一次生活会。但由于他会见、宴请活动较多，会期不得不一延再延，最后定在8月8日下午4时至6时召开。不料，就在会前4小时，他突患脑溢血，在办公室晕倒了，经抢救无效，于8月9日中午1时25分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