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沫文谈偶集》后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海沫文谈偶集》后记
蒋天佐
编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解放前的旧作，是由于一些偶然的机缘到了我手里，所以题为“偶集”。我做文艺工作虽已多年，但文章实在写得不多，更没有写好。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工作时断时续，生活变易较多，并且任务也并非专事写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自己主观方面，第一是学识和思想的浅陋，第二是努力的不够，第三是方法也有问题。所以成绩极微，水平甚低，今天检查起来，不胜惭愧！
为什么叫《海沫文谈偶集》呢？抗战初期，由于平万、韵铎两位的盛情鼓励，我曾经决定编一个论文集，但是因为素无准备，作了不少努力，拖了一两年时间，才在1940年七拼八凑地弄到一二十篇文章。当时给起了一个名，叫“海沫文谈”，这个名字我倒是蛮喜欢的。但是，隔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我才知道这个集子并没有与读者见面，据有关书店说，已经印好了，却给日本人毁掉了。详实的情况如何，无从得知，我也未再问，只是发狠要重新编一个评论文集。可是这在我当时真是十分困难的。两手空空，工作又忙，而且这么多年来生活飘泊无定，到哪里去找出自己的文章来？这样又拖了一年，幸而得到藏书家魏绍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又凑上些战后新写的，这才勉强凑出一个《低眉集》来。其实内容十分贫乏，至多不过有两三篇文章值得一读。所以解放后我主动停止重印。
1979年秋冬在北京，由于偶然的机会，感谢一位青年同志的帮助，弄到一本《低眉集》的复印本。其后一年，多谢熊融同志将其所存一册寄赠。1981年在南昌，偶然从所谓“清退”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一批放大照片，其中有我的几篇文章，都是1946年自己在上海没有找到的。于是我把这两部分来源的材料整理了一下，编成现在这个文集，题为《海沫文谈偶集》。因为身体太不行了，老发病，弄得很难伏到桌边，这点事情拖了一年多才办完。附带说，《低眉集》有一篇写于1946年7月的“自序”，现在重读起来觉得很难过。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情绪可以说是很不健康的，虽然回忆起来事出有因，也足证我的思想改造很不够，这也正是我这一生之所以犯了许多错误的根源。现在不录这篇文章，以免贻害读者。只在这里交待一下，表示并无文过饰非之意。
解放前的大约十年间，我在上海、南京、北京、根据地和香港都生活和工作过。写过些乱七八糟的文章，自然不止这里的几篇。不过，不仅难于收集，也确实毫无收集的价值。如果说，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专家们有什么雅兴，要从我这一滴水珠来观察一下阳光的反射的话，那末，有这些也就足够了。我觉得，即使花许多力量再搞到那些材料，把一滴水增加为两滴，那也是徒然浪费。水总是水，而不是血。这话不是什么自谦、自贬，甚至也不仅是对自己的文章而言。
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和南昌当然都不免也写过几篇文章。但现在既无法去找，回忆起来好象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这个“偶集”的文章，总的说，对于研究新文艺运动史的同志也许可以作为资料来看，从中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东西；而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新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文章来看，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只有反面教员的价值也未可知。但是我向来比较爱说“铳话”，老而不改，因此也不多所顾忌，只请求好心的读者原谅一个“时代局限性”吧，因为时间毕竟过去了几十年。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文章都有一些朝气，有一股憨劲，是值得自己留恋，也值得青年们引为同调的。这正是我敢于把它们呈献于读者之前的原因。
（《海沫文谈偶集》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