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延误了五年的任命——记一位力学专家走上领导岗位的艰难历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被延误了五年的任命
——记一位力学专家走上领导岗位的艰难历程
本报记者　洪天国　陈祖甲
俗话说，家不可一日无主。一个研究所也不能没有所长。然而，整整五年过去了，拥有800多名科技人员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直到最近才重新有了所长。
2月1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宣布：力学专家、学部委员郑哲敏任力学所代理所长，其他两位专家为副所长。同时，调整了所党委领导班子，以加强和改善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
而这一任命从酝酿到宣布，整整经历了五年。一1978年，当科学的春天来到北京中关村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几百名科技人员，欣喜中夹着忧愁：他们所自所长钱学森就任其它工作和主持工作的副所长郭永怀于1968年因公牺牲后，已经整整十年没有业务主持人了。如今，群龙要飞腾，没有担任组织、管理工作的所长怎么行？
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这样一个人，他叫郑哲敏，时年55岁，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期间指导培养的最后一个中国研究生。 1955年，他在同美国移民局进行了数年斗争之后，胜利回到祖国。回国后，郑哲敏为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的爆炸成形研究，1964年获全国科技成果展览新产品、新工艺一等奖；他主持的“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及其在核爆与穿甲方面的应用”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对我国爆炸力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治学严谨，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1978年，郑哲敏由室主任提升为副所长，主管业务工作。
次年5月，力学所新来了一位党委书记。从此，主管业务工作的郑哲敏遭到了刁难和排斥。
这位党委书记刚来所不久，就要组织制订力学所科研十年发展规划。郑哲敏向书记汇报说：“你来所前刚订完力学规划，力学所的科研工作已按这个规划在调整。至于力学所的科研发展规划，院里未部署，是否向院部请示一下，找几位副所长共同商量商量再说。”
“你是党委书记，科学规划要搞也得让所长抓。”有人劝告他。
对这些，这位书记听不进去。他向所里人员说，“我是抓全面的。”“我今天不是以党委书记，而是以行政负责人的身份对你们讲话。”这位对于力学是外行的党委书记，硬是撇开几位专家副所长搞了个力学所十年科研发展规划。
一天，党委书记事先不同郑哲敏商量，召开一个会议，宣称：成立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室是错误的，要撤销！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室是根据全国力学规划所规定的重点于1978年底成立的，它曾得到所党委批准，并由郑哲敏主管，怎么能随便撤掉呢？在这个研究室、所机关，特别是原党委书记（当时尚未离所）的反对下，新书记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暂时这样吧！
对这位党委书记这种“一把抓”、“党政不分”、排斥专家的错误做法，有人劝阻，有人批评。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答：“‘文革”前，我在某学院和某研究所就是这样，既当党委书记，又任院（所）长。人们不会否认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然而，在跨过动乱岁月的新的历史时期里，他为什么还要抱着老皇历不放呢？二为了更有效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中国科学院酝酿在力学所选拔一位所长。
1980年11月，院里派人向这位党委书记了解情况。他说，“所里现在没有适当的人当业务所长”，并毫无根据地列数郑哲敏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尚不能做结论，以及剽窃别人的科研成果。
院部决定就所长人选问题在力学所举行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郑哲敏得票最多。但是，这位党委书记几次三番找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培源，说：“周老，你来兼力学所所长，我当你的助手。”周老一口拒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岂有此理，我今年80岁，还要我兼力学所所长，他协助我工作。我岁数大了，可在这一点上不糊涂，80岁的人了，还能领导好力学所？我干不了，业务领导权不就落到他手中，这叫力学所的科研人员怎么办？”
经过调查，这位党委书记的意见被否定了。1980年12月18日，郑哲敏被任命为力学所常务副所长，行使所长职权。
然而，伴随着郑哲敏的提升的是一系列的人为障碍。这位党委书记说：“常务副所长嘛，既不是所长，也不是代理所长，应该理解为还是副所长，只是管管具体的行政事务工作。”作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不是考虑如何支持常务副所长的工作，让他集中精力抓业务，而是把行政事务担子压在专家身上，这怎么能发挥专家的作用，让专家履行自己的职责呢？
郑哲敏的心情日益沉重起来。他有时也想：“我何苦来，回研究室还能干点事！”他的妻子逢人便央求：“你们别折腾老郑当这个常务副所长了！”一些同情者快人快语：“老郑，别当那个所长了吧，你斗不过人家。你搞科研，还能搞出第一流的成果来。”他几次落泪，偷偷地写了辞职书。然而，这位从未向党和国家讨价还价的力学专家，在经历苦闷和彷徨之后，没有打退堂鼓。“这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对力学所负有历史的责任。”他把辞职书扔在一边，继续做他的事。
1981年，科学院召开工作会议，郑哲敏同另一位专家作了关于科研道德的发言。这也遭到了攻击。在一次全所大会上，那位党委书记几乎点名说：“有的高研谈科研道德，自己剽窃别人的科研成果……”其实，郑哲敏并不存在“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问题。早在1979年冬天，当这位党委书记收到有人告发郑哲敏和一位副所长1956年合写的一篇论文中的一个公式是“抄袭”的材料时，他请本所一位专家调查。专家明确告诉党委书记，郑文不是抄袭。这事本来已经弄清楚，为什么这位党委书记还要无中生有地影射、挖苦郑哲敏呢？时隔不久，又有人在食堂、办公楼等处张贴小字报，指责郑哲敏“剽窃”。所党委对此错误行为也毫无批评。
同年夏季，力学所党委举办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党委书记说：“院里来人乱讲一通（指传达了中央关于纠正党委包办一切的指示精神），把力学所搞乱了。”一位政工干部甚至说：现在不是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政策有问题。对于这些错误言论，不少中层干部忿忿不平，但不敢反驳。三1981年夏天，上级决定把这位党委书记调离力学所。他在所里多次宣布：我走后，党委的工作由党委某副书记抓。党委某副书记也曾对人说：“书记作的决定，是我出的主意，书记决定的事是我办的。”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上级派孙诚同志担任代理党委书记。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党委改选后研究党委分工的会上，委员们推选孙诚为本届党委书记，党委某副书记的职务不变。“我不接受这个党委副书记！”突如其来的举动一下子冲散了党委会的欢乐气氛。后来，委员们批评他说：“你没当上书记有气！”“你这种不同孙诚合作的态度不对头。”第一次党委会就在委员们的心里投下不祥的阴影。从那以后，前任党委书记排斥郑哲敏的错误做法，被党委某副书记等人沿续下去了。
1983年3月，院里布置京区部分所的机构改革工作。在所党委扩大会上，委员们建议，先由所长、书记拿出方案。郑、孙在征求部分同志意见的基础上，先在所领导碰头会上作了研究。接着，在党委扩大会上提出初步意见。多数同志同意这个意见，并作了补充。党委某副书记却说：“这样做是让党委执行所领导碰头会的意图”，“我们党委没法讨论”。力学所的机构改革工作就这样被搁置下来。四
早在1958年，郑哲敏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郑哲敏担任副所长，更渴望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直接受到党组织的教育。1979年9月，郑哲敏向二室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说：“加入共产党是我政治上最后的和最高的归宿。”从孜孜探索科学真理到追求政治生命的归宿，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经历动乱岁月后的新觉醒。
基层党支部和普通党员们真诚地欢迎郑哲敏，积极培养他。1980年7月，支部将郑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82年9月，正式列入发展计划。支部还向党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写了报告，分析了郑哲敏的优缺点，要求组织部门给个郑的历史结论。年底，郑的行政关系从二室转到办公室。办公室党支部继续做发展郑哲敏的工作。1983年4月，办公室支部向党委办公室送交了发展郑哲敏入党的工作计划。
对于发展郑哲敏入党，党委某副书记和党委办公室某副主任等人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郑哲敏的历史还需要搞搞清楚”，“对他不够放心”。
郑哲敏在“文革”中被当作“特嫌”受到隔离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时被迫承认一些无稽之谈。半年后此案就以“查无实据”被否定。七十年代力学所党委几次起草郑的结论时，也都认为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郑要求结论上应写明为什么对他进行审查，但意见不一致，正式结论迟迟未做。1979年秋，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大量的调查，充分肯定当年留学生从美国归来是爱国的革命行动，要求各有关单位给予这些留学生平反，恢复名誉。在这种情况下，力学所党委给郑做结论，写明“历史清楚，没有政治问题”。郑哲敏看到结论，又一次申明原来的意见，并提出“我的问题算不算冤假错案，有无平反问题”。当时的党委书记不同意，说：“写也不一定算数，运动来了还不是要推翻的。”郑哲敏因此没有在结论上签字。后来，正、副书记却说，“郑哲敏的政治结论没做，是由于郑本人不签字”。
孙诚当党委书记后，命人再次起草结论，在原结论中“对郑哲敏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一句的前面，加了“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影响下”十几个字。郑看后立即同意并签了字。拖了几年的历史结论似乎可以定下来了。谁知过了半年，党委某副书记竟提出结论未经党委讨论无效。人们很奇怪，结论从起草到定稿，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现经党委研究”，而且都是党委某副书记亲笔签发的，他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
1983年2月，科学院党组批复力学所，同意所党委的结论。院党组在批复中说，“‘文化大革命’强加给郑哲敏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可是，党委某副书记等人仍然认为郑的历史“还需要搞搞清楚”。在他们眼里，什么所党委的决议，院党组的批复，统统不算数了。
二是：“郑的学风有问题”。所谓郑的学风问题，指的就是前面提及的郑和别人1956年合写的那篇论文。郑文不是抄袭，这不仅是本所专家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而且，为了进一步弄清此事，科学院数理学部曾约请5位有真才实学的全国知名的学部委员审议，也得出郑文不是抄袭的结论。1981年12月，结论送到力学所，孙诚和党委某副书记都看过了。但是，当有人问这位副书记关于郑的“剽窃”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说不清楚。”究竟是“说不清楚”，还是不想说清楚呢？
在力学所的党员中，不同意郑哲敏入党的是少数。问题是，其中某些人曾经握有力学所发展党员的权力。因此，郑哲敏追求政治归宿的道路经历曲折就不奇怪了。直到去年年底，在中国科学院党组过问和力学所多数党员的不懈努力下，郑哲敏的入党愿望才得以实现。
郑哲敏同志遭到刁难、排斥的情况，引起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重视。几年来，院党组一直关心力学所，积极排除阻力，促使知识分子政策在力学所落实。去年8月，院党组派出调查组进行深入的调查，首先就有关问题分清是非。中国科学院党组明确指出：重申党组对郑的历史结论的批复；重申数理学部对所谓“剽窃”问题的审查结论。
从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至今，人们已经撕掉2，000多张日历。如果这个数字会说话，它将证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多么不容易！某些同志的排斥知识分子、是非不分达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但是，叫人信心百倍的是，力学所这段艰难的历程，毕竟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我们又听到力学所春天的脚步声了。我们将这段历史写出来，既是为了力学所的今天和明天，也是为了那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至今还十分艰难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