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
新华社记者　章墨渊　童宝根　张锦胜
许多工厂、商店、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都反映，改革一般都要碰到来自四个方面的阻力：上面某些负责人的反对，下面少数落后群众的抵制，外面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家里亲友的劝阻。过不了这“四关”，改革就会半途而废。记者在浙江海盐衬衫总厂采访中注意到，步鑫生能够打通改革之路，恰恰是在这四种阻力面前勇于披荆斩棘，表现了这位改革者的新观念、新风貌。
对下——不怕后进群众吵闹
步鑫生说：“要打破大锅饭，就要豁出去不怕得罪人。”
步鑫生上任后的第一刀，就砍了“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经过将近一年的试点，衬衫总厂于1980年全面实行了新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按照完成定额好坏对工人进行考核，实行实超实奖，实欠实赔，超产得奖不封顶，欠产扣赔不保底。定额超过多的一个月可多收入三四十元，完不成定额的还要倒扣基本工资。
这一着棋，可“将”了那些“大锅饭爱好者”的“军”了。有一个工人不好好上班，成天躲在家里干私活，被扣了工资。他跑到办公室找步鑫生，拍着桌子质问：“你这套是啥个政策？”步鑫生说：“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政策”。那个工人又质问：“你是哪来的精神？”步鑫生大声回答：“是中央精神！”步鑫生这套办法使懒人变勤，使勤人劲更大了。1983年全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80年提高了27％。
步鑫生接着来了第二刀——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海盐衬衫总厂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前些年却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保福利制度照搬了过来。有些人钻空子，完不成定额就请“病”假，在家休息照拿全工资，而生产流水线却由于缺人而被迫中断。步鑫生从本厂实际情况出发，从1981年4月起，作出了一项规定：职工一般病假，每天只发四角钱生活费；对平时完成产量、质量指标好的工人，病假期间可给予补助，不使他们的收入下降。这项改革又治了“泡病号”的。去年全厂出勤率达到了一般厂矿企业中罕见的高纪录——98％。
厂里有些游手好闲、常“泡病号”的人，对步鑫生又气又恨，责怪他“自立章程，私订条令，违反国家劳保规定，压制工人”。有个统计员老请“病”假，步鑫生毫不客气地扣了她的工资。她丈夫跑到工厂来大吵大闹：“你为什么扣工人的工资？”步鑫生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是我扣她的工资？是她自己扣自己的工资！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劳保劳保，有‘劳’才有‘保’嘛！”
步鑫生改革的第三刀是砍“铁饭碗”制度。他和职工们早就看不惯那种自恃有“铁饭碗”而调皮捣蛋、妨害生产的人，因此专门商定了两条：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顾产品质量、态度恶劣者除名。这一刀砍下去，遇到的阻力更大，有的人骂得更凶了。但是步鑫生毫不退让。1982年以来，因为触犯这两条规定而被厂里除名的工人和辞退的学徒共7人。
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压力
步鑫生说：“为改革，我决心已下，死不回头。”
1982年春节刚过，一个紧急会议在厂长办公室召开。厂里接到上海海关的通知，要他们第二天派车把进口的30吨布料全部拉回。工厂只有一辆三吨半的旧卡车。步鑫生为此大伤脑筋，正在厂长办公室召开干部会议商量办法。不料这时来了县二轻局的一个干部，通知说：为了节约能源，局里决定马上封掉海盐衬衫总厂的卡车。步鑫生一听便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偏偏在我们为找车心急火燎的时候下了封车令，这不是有意刁难吗？他气得脸色铁青，大声质问：“我们这辆车是全县利用率最高的，为什么偏偏要封我们的车？”那个干部很为难地告诉步鑫生，他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他奉的是谁的命，步鑫生和厂里的其他干部、职工是一清二楚的。经过步鑫生的据理力争，那次封车令未能得逞，但是，下命令的那个人对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继续横加压制、阻挠。
就是这个人，三番两次提出要撤步鑫生的职。1982年夏天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他抓住时机，率领调查组进厂查步鑫生的“问题”，社会上因此刮起了“步鑫生要被撤职查办了”的谣言。由于步鑫生在经济上脚跟站得正，调查组查了3天的帐，什么也没有查出来，走了。
无独有偶。去年春天，有一封告发步鑫生改革劳保福利制度、减发个别职工工资的信件送到了县委一位领导人的办公桌上。这位领导人不作调查，当即就写了一张条子，下令海盐衬衫总厂“必须按照规定发工资”。步鑫生知道后说：“他有钱，他来发，我不吃这一套。什么条子不条子，我不是靠条子办厂！”
县里的一些领导人见步鑫生不听话，大为恼火：“步鑫生的办厂方法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用这种办法办厂还不如把它关掉！”步鑫生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工厂过去要垮台的时候，没人出来说话；现在工厂发展了，对国家贡献大了，反倒说是搞资本主义；马列主义哪有这条理论！他们一天到晚开不完的会议，说不完的大话，喊不完的口号，口气比力气大得多。自己不干，还不允许别人干，这是什么主义？如果都象他们那样，社会主义哪里来？共产主义又从何谈起？步鑫生对那些诬蔑他搞“资本主义”的说法嗤之以鼻：我祝这样讲的人长寿百岁，让他们多看些年，看看我们的做法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对外——不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步鑫生说：“一分精力，一分事业。我没有时间计较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海盐交通不便，外地客户到厂看样订货要转长途汽车，好多人不愿涉足这偏僻小镇。怎么让客户乐意上门呢？步鑫生想出了个好点子，他不惜破费，在上海设立了接待站，用轿车把客户从车站、机场、码头接到厂里。宁静的小镇街头顿时热闹起来，轿车往来穿梭，人们翘首观望。有些人又议论开了：步鑫生真会出风头，县委书记没车子，裁缝师傅坐轿车！厂里的人把听到的议论告诉步鑫生，他坦然一笑：“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步鑫生组织职工们唱厂歌，搞厂庆，增进工人对工厂的感情。厂歌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有人认为“厂歌是为步鑫生歌功颂德”，还有的说：“只有国家有国庆，哪有工厂搞厂庆的？这岂不是无法无天吗？”有人还给步鑫生戴上了一顶“搞独立王国”的帽子。这些话传到步鑫生的耳朵里，他还是那句话：“反正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步鑫生选拔干部没有“论资排辈”的老框框，谁有事业心，有文化技术，能在前边领着干，就提拔谁。学徒工刘春艳，进厂6个月就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工人孙永根去年任副厂长时才25岁。全厂30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一半年龄在30岁以下。厂里的四个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和一名副厂长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或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这件事一传到社会上，一顶“阶级界限不清”的帽子又戴到了步鑫生的头上。步鑫生对这些也置若罔闻。他说：议论不足为凭，实践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对内——不顾亲友的劝阻
步鑫生说：“我活着要创出一块象张小泉那样的名牌！我死了不要送花圈，在骨灰盒上放3个名牌衬衫商标就行了。”
步鑫生一天难得有时间和家人吃上一顿饭，说上两句话。他妻子蒋丽珍满肚子的心里话，只能向知心朋友倾吐：“老步一门心思办工厂，一年出差几十趟，早上不到7点出门，深更半夜才回来，家里百事不管。两个儿子怎么长大的他不知道，青菜多少钱一斤也勿晓得。”朋友听了撇嘴说，“我的男人要象老步那样，我夜里就关上门，勿让他踏进来。”
蒋丽珍对步鑫生说：“你一个月67块钱，一天到晚干干干，外面风声这么大，闲话这么多，叫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你到底为个啥？”
“丽珍啊，钞票是用得光的，一个月就是给我500元，有多大意思？我不图个人发财，过去我同我们的国家和工人穷在一起，现在要同我们的国家和工人富在一起，把工厂办好。”步鑫生说道。“活着就要干点事业。磨剪刀出身的张小泉，发奋创出了一块当当响的剪刀名牌。他已经死了几百年，可牌子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我这个裁缝师傅，要在衬衫制造业为国家创出一块象张小泉那样的名牌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