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之的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之的
荒煤
今年春天，宋时同志给我送来她编的《宋之的研究资料》，要我提提意见，并且告诉我，今年4月6日是她父亲的七十诞辰，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文章。
“荒煤叔叔，你一定得写，你是我爸爸的老朋友！”
我答应文章一定会写，同时带着玩笑的口吻纠正她：“你应该叫我伯伯，我比你父亲还大一岁哩！”
可是，这一天晚上，我反复看了之的的传略和年表，以及夏衍同志写的《之的不朽》的文章，第一个念头就是感到一种内疚，我不该纠正宋时对我的称呼，因为，我觉得，无论从斗争的经历和创作的成就，宋之的同志的确都比我成熟。
他在创作方面，是一个多面手，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尤其是话剧，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例如《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特有的尖锐敏感，辛辣简明的语言，淡淡几笔，就勾画出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反动统治的“草木皆兵”到愚昧可笑的情景，至今读来还是一篇杰作。
1975年到1978年间，我在重庆图书馆书库清理书籍抄写卡片时，发现了之的写的《雾重庆》这个剧本，我又读了两三次。尽管剧本写的时代不同，我也没有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感受，然而在回忆起我和之的共同战斗过来的日子，我当时的处境，也深深感受到“雾重庆”那种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气氛，甚至落下泪来。可惜，十年动乱前，王苹同志和我酝酿过，想把这部《雾重庆》搬上银幕的企图，却被“横扫”掉了。上个星期，我还劝王苹同志再考虑一下这个愿望。
我记得第一次和宋之的同志会见时，是在1934年的夏天，他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上了楼，站在亭子间门口敲了好几下门，听不见回声，我不免有点警惕地准备离开了。刚要转身，忽然听见一阵粗声的呼噜声，轻轻推开门看时，却看到之的躺在地板上一块席子上，除了一条白得发黄的短裤外，光着身子在那里酣睡。在污黑的小书桌上、方凳上，在那乱七八糟堆着几件旧衣服的木板床上，到处都散布着一些报纸、书籍和一些不知道是写完还是没有写完的稿纸，除此以外，一无所有。
我轻轻叫了一声“老宋”，他就立即惊醒过来。我们就这样席地而坐，一见如故。我讲起我离开武汉的原因：
我1933年在武汉编《时代日报》副刊，发表了上海剧联赵铭彝同志寄来的一篇通讯，详细报道了上海左翼文艺界为了欢迎以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为首的国际保卫文化大同盟反战调查团的示威游行的活动，处境困难，因而辞职转到上海去工作的。老宋顿时爽朗地笑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叫道：“战友，战友！”原来他正是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的活动被捕的，坐了半年牢，到1934年1月才被营救保释出来。
不料，8月间我们一起参加上海剧联组织的大地剧社去南京演出，回上海时，一下火车就全体被捕，我们又成了难友。他被关在隔壁一间牢房里，我很为他担忧。我们被捕押上警笛嘶叫的汽车中，之的紧紧挨着我坐着，就悄悄告诉我，让我传递剧团的其他同志，不要再称他“老宋”，改另外一个名字（我已经忘了），因为他已经被捕过一次。
果然，当剧团被保释放时，因为他第二次被捕，最后就把他留下了。剧团同志们走过他的牢房面前时，他双手紧紧握着木栏，两眼炯炯有神，十分冷静，然而掩盖不住激动的神情。在我走到他面前时，他却用右手悄悄作了个告别的手势，眼里闪跃了一丝亲切的微笑。他可能回忆起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景了。结果，他又被关到年底才被营救出来。
之后，我们在剧联剧作小组工作了一个短时期。那时候，我开始发表小说，想转到“左联”去。之的就对我进行“批评”和“威胁”：一边用手不断地指捣着我，一边大声叫嚷着“你不给我写个剧本，我就不放你走！”我后来答应有合适的题材时，如果他同意和我合作，我一定试一试。
1938年夏天，我们又偶然在武汉会见了。老宋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要和我“个别谈话”。他说他发现我的情绪有点问题，他希望我和他一起去重庆，然后大声笑道：“你也应该建立一个家庭了”。但是，当他听我讲了一些情况之后，我已经决定到延安去了。他沉默了，轻轻拍拍我的膝头，十分关怀地注视着我，叹息了一声，说道：“好吧，咱们四海为家，既然如此，咱们好好合作一次吧，你答应过我的，是个纪念，也给你凑点钱！”
于是，之的拉了舒群、罗烽和我一共四个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任务，集体创作了一个多幕剧《总动员》。分手时，老宋把稿费交给我的时候，又特别另给了二十块钱，说道：“你还有母亲和弟妹在武汉，你比我困难，所以多分给你一点！”并且不容许我作任何解释和拒绝，就把钱塞到我的口袋里。临别赠言，仍然劝我要写话剧，还夸奖我写的《总动员》的第三幕有点感情。
十一年后，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我们都在武汉军管会文化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时组织上已决定要调我到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老宋来找我谈话，问我今后到底是打算做“官”，还是打算搞创作？我说我当然非常羡慕他这位“福将”的自由和豪情，他能够参加解放天津、北京、武汉、广州的战役。我当然也渴望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的战役。老宋笑道：“此话当真？”我说，“你别给我开玩笑了，我都愁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哩。”
老宋瞪了我一眼，冲我拍拍胸脯，说道：“这事包在我身上！”
不久，我被老宋带去看了陶铸同志，陶铸同志对我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我们走出陶铸同志的办公室，到了旺盛碧绿的草地上，我站在强烈的阳光下发怔，真感到有点晕眩。
老宋得意扬扬地哈哈大笑，向我?着眼睛，说道：“这不是老宋吹牛吧？”
后来，他才认真地告诉我，他观察到陶铸同志是个爱才的人。他翘起大拇指，夸奖陶铸同志是个“帅才”；因为陶铸同志有一个高级领导人的优秀品德，重视人才，善于用人，能用其所长；所以他和刘白羽同志去向陶铸同志推荐了我。陶铸同志开始还有些犹豫，因为干部配备的名单是在北京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商定的。后来却硬是从部队里抽掉了一位得力的干部，亲自向武汉市委交涉，把我调换到“四野”当了记者。
陶铸同志这种重视干部才能的精神和魄力，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也很遗憾，在他的关怀下，我对“四野”的文化工作也并没有作出更多的贡献！
陶铸同志住在洞庭街一个原来是外国资本家的小花园楼房里，楼上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楼下就是白羽、之的和我，还有秘书宋群同志的办公室和宿舍。
我也终于与白羽去参加了荆州一役，尔后我又参加了解放广西的战役。也因此在部队里工作了三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这些往事都说明了之的对我这位难友的信任和关怀，也说明老宋那种直爽豪放的性格，对同志的一种真挚热情的友爱。
惭愧的是，我始终辜负了他的期望。我既没有他那种多面手的写作能力，也没有他的才华和才能，尤其是在话剧创作方面，我们仅仅有过一次仓促的不成功的合作，我在这方面简直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老宋始终如一的旺盛的创作热情，深入生活的热情，例如他随军南下，曾直达海南岛；他又充满豪情两次到抗美援朝的前线访问，参加了板门店的谈判；他又兴致勃勃重游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许多旧地，不断酝酿一个又一个新的创作计划；这种勤奋的战斗精神，是永远值得我怀念和学习的！
（198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