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萝卜地皮宽”——南通县见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通讯

“拔掉萝卜地皮宽”
——南通县见闻
本报记者　范荣康
五年翻一番
三十多年没有回南通了。3月间，旧地重游，全然不识故乡面目。依稀记得，以前下乡，乡间是广阔的田野，点缀着三两间茅屋。如今驱车县内，纵横东西，只见村庄连着村庄，瓦房挨着瓦房，田野反在农舍的环抱之中。
县委书记黄冰告诉我，南通人均只有8分地。三中全会以后，就在这很少的一点土地上，南通县用了五年时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了一番。其中农业持平，1978年产值3亿多元，1983年还是3亿多元，翻番主要靠工副业。工业产值1978年3．5亿元，1983年9．6亿元，副业产值1978年7，200万元，1983年3亿元。
同产值翻一番相应的是，在这五年间，劳动力的转移也“翻了番”。南通县140万农业人口中，整劳力、半劳力共84万，1978年有15万人脱离农业劳动，1983年增加到30万人。其中16万人在乡镇工业，6万人参加建筑队，4万人在南通市搞“劳务输出”，其余在林业等集体单位当临时工、合同工。这样算来，南通只有54万劳力用于农业，约占劳力总数的65％。
县里的同志说，实际上农业用的劳力比这还要少。大批专业户，就没有统计在劳力转移里。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专业上，种田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社会保险”。据调查，现在农民承包的责任田，每年平均用100个劳动日足够，还有三分之二的“余力”需要安排出路。
这对于传统的农业观念，是一个挑战。南通属于重点产棉区，国家规定的棉花征购任务很重，粮食又不能不种。历届县委都把确保棉粮双丰收当着头等大事。为了保棉保粮，过去每年都用各种强制的办法把劳力捆在田里。农忙季节，不仅社队企业停工停产支援农业，还在通道渡口设卡，锁自行车，限制劳力外流。如果有人外出，每天罚款5元。甚至路上行走的人多了，也要开电话会议，号召各级干部狠抓劳力归田。实行这样的封锁政策，投入多，收益小，农民收入不见增加，地也越种越薄。
黄冰说：“老百姓有句话，‘拔掉萝卜地皮宽’。把这么多劳力都窝在地里，谁也富不起来。现在，适应分工分业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转移，保了棉粮，促了工副业，这才走上了致富之路。”
“闸门总有漏水的地方”
随着农业生产朝专业化、商品化发展，一部分农民脱离耕地经营，从事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和小工业生产，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只不过过去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这种历史性进步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人为地掐断了。
然而，正如老乡们所说的：“闸门总有漏水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社会有这种需要，农民有这种要求，商品生产总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也是不以“左”倾病患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先富起来的一些专业户中，就有一批是过去屡遭批判，压而不服的能人。他们的“奋斗史”，很能说明问题。
在竹行乡，我们访问了养菌专业户陈廷章。这位58岁的农民说：“种粮种棉，只能温饱。一家老少花钱，总得找些门路”。他织过麻包，弹过棉花，被定罪为“私设地下工厂”；他做过豆腐，赚点豆渣喂猪，被说成是“投机倒把”；他养过蚕，养过兔子，又被说成“偷税漏税”。“文革”中，封了他家的房子，扛走了他家的家具和自行车，把他也关了起来，最后用1，572．2元才赎了回来。放回后，陈廷章还不“悔改”，又养食用菌。搞成了，要卖掉，就难了。他跑了四趟，才从南通罐头厂领到一张卖菌卡。可是，政治气候一变，有卡也不收你的菌。陈廷章苦苦哀求，宁愿把钱拨归集体，厂里也不敢收，说“哪怕你搞的是黄金草，我们也不能要。”没有办法，陈廷章把菌子白送给罐头厂，每天20斤，天天不误。年底，罐头厂才偷偷地给他寄来600块钱。
那时候搞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都是这样“偷偷地搞”。这种限制商品生产的政策，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现在谈起来，县里的同志都觉得太愚蠢了。
如今，闸门打开了，农民当中潜藏着的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喷薄而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大量农村自然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可怕的“资本主义复辟图”，而是欣欣向荣的农村经济兴旺图。
“不能象唐僧那样念紧箍咒”
过去常说，农民的思想偏于保守，很难接受新鲜事物。现在看来，对于南通这类接近城市的农民来说，未必都是这样的。黄冰说：“我们这里的农民，思想是‘开放型’的。他们见识广，门路多。”访问了远近闻名的“皮蛋（松花蛋）大王”王佩恒，我们也有同感。
王佩恒今年69岁，是靠养鸭子、加工皮蛋富起来的。早年，王佩恒是个穷光蛋，家里人多，光靠种田日子没法过。他做过大饼，炸过油馓子，提过粥桶到轮船码头上叫卖过。现在，他是“万元户”了。可是，他不当老太爷，也不守着钱罐子发呆。他联合了48户人家组成一个养鸭联合体，用他的信誉去签订合同、承包水面，借给联营户贷款，供给饲料，联营户把鲜蛋供他加工。他还掏钱，备菜备酒，召开养鸭经验交流会。1983年，联合体纯收入68， 000多元，平均每户1，400多元。江苏省省长顾秀莲曾去拜访他，称赞他“带了一大片人勤劳致富，叫人感动。”
我们访问王佩恒，一直走到长江边上的一片荒茫野荡中去。那是1958年围垦的遗迹，早就是被废弃的荒塘了，现在由王佩恒包下来放鸭子。在苍茫的暮色中，只见芦草丛生的塘边有两间茅草屋。从屋里钻出个中年人来，那是王佩恒的大儿子。他从塘边铲了几锹泥扔向塘里，大批鸭子扑打着翅膀，呱呱地朝回游来。好一幅恬静的“牧归图”。但这不是古老的田园诗和风俗画。就在塘边钉有一根木桩，这里将安装变压器。沙地上停下一辆大卡车，正在卸配合饲料，这是八十年代农民的创业图。
王佩恒十分健谈。他现在考虑的是联合体里要有饲料工业，要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省里批准卖给我一辆汽车。”他笑着。这位“农民企业家”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将来给县里盖座医院。”
“开放型”的农民，背后有“开放型”的干部。南通县委11名常委平均年龄42岁，有6名大学生。黄冰毕业于南通农学院。他们对发展商品生产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不能象唐僧那样念紧箍咒”。
对县办工业、乡镇工业，县委的思想更开放了。他们的原则是“产品有销路，质量有保证，生产有能力，开足马力干。”我们看到，这里生产很多行销全国的电器产品，它们都出自这里的乡镇企业。在长江岸边，我们看到正在拆卸外国轮船，那也是乡镇企业干的。当然，他们也有“诀窍”，那就是智力引进，全县从上海等地招聘的技术人员在千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