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真干！”——访优秀工会干部、“科研人员的好后勤”聂荣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真干！”
——访优秀工会干部、“科研人员的好后勤”聂荣本
本报记者　于国厚
化工部锦西化工研究院工会副主席聂荣本，从事工会工作二十多年，同全院职工、知识分子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被群众誉为“科研人员的好后勤”。最近，全国总工会作出“向优秀工会干部聂荣本同志学习的决定”，并邀请他和研究院的几位科技人员到北京作报告，我们有机会访问了他。
“肃清‘左’的影响，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难呐！”聂荣本说，“有些人觉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五年多啦，还落实得不够？过头了吧！右了吧！”聂荣本举例说，这几年，他们院里几次分房子，他作为分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实行上级关于“大学生学龄算工龄”的规定，并提出“工程师加三分”的建议。在院党委和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建议被采纳，一次就有37户科技人员迁入新居。之后，又多方联系为4户6位工程师调了住房。这一来，有的同志就说：“老聂，你关心知识分子别太过分，别把屁股坐歪了。”
“其实，不是我的屁股坐歪了，而是有人‘左’的影响未肃清。知识分子政策，受‘左’的影响由来已久，从五十年代中期算起，已‘左’了二十来年，五年多的时间就肃清了？差得远呢！我们院有位留美副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专政’，关进牛棚。当时，有人说他没有资格住楼房，强行把他家的衣物书籍扔在大街上，逼着他爱人和小孩马上搬家。我过去一看，鼻子都酸了，帮助他把马路上的乱七八糟的书籍等一件件捆好，全部运到这位教授住的一间破旧的小屋里。那时没有一个人敢帮我一下。现在按政策对知识分子住房适当照顾一点，有些人就感到有问题，实际上还是受‘文革’中‘左’的那一套的影响。”
“当前怎样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我问。聂荣本略加思索回答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情况缺乏了解，是一些同志头脑存有偏见的重要原因，多接触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是很必要的。我院的科技人员，大都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出了校门进院门，在锦西一无亲二无故，我比他们大六七岁，作为老大哥，我经常和他们聊聊，有什么困难的事帮着办办，慢慢地，他们和我无话不说，把我当成兄长，有事就找我办。‘文革’初期，院里许多事无人管，这些同志大都要结婚成家，愁没有房子。我就多方联系，从研究院外的一些单位借了22间房子，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越来越重，但是，工作上都很争气，有一股拚命工作的精神。工程师伞翘贤，十年内乱中被打成‘叛国分子’，平反之后，干劲特别大。他不顾爱人和孩子有病，出差上海搞科研。他们搞的课题获得上海市科技局三等科研成果奖、化工部科技局二等成果奖。去年，计划科副科长、工程师李同福正在日夜赶写《全国氯碱工业发展规划》，他爱人的工作也很紧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孩子的右小腿摔成骨折。他们顾不上照料孩子，我就帮助跑医院。工程师甘懋果和贾邦富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生。1980年，贾邦富病故的时候，五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赶到他们家里，翻箱倒柜，找不出一件她穿的新衣服。隔了两天，买来衣服，我到太平间一边给她穿，一边流泪。我感到这些知识分子可怜，可爱。他们工作上挑重担，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作为党委委员、工会负责人，我从心里感到愧对他们。思想感情沟通了，就能发现他们的优点，看问题就比较全面了。”
“怕知识分子与工人两边摆不平，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又一障碍。”聂荣本接着说：“有些领导同志心里知道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不够，但是因为有这个顾虑，行动迟缓，维持现状。许多知识分子人到中年了，拖不起。我体会，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工人同志是通情达理的，个别人思想暂时想不通，也没有关系，关键是领导同志有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紧迫感，有没有胆量和气魄。就拿分房来说吧，我把分歧摆到职工代表大会上，让大家讨论。我说，在我们研究院这样的单位，知识分子是主角，出成果主要靠他们，我们是为科研工作服务的，这要服气。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再到整‘臭老九’，知识分子吃‘左’的苦头比我们大。现在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些方便，解除他们生活的忧虑，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工作顺利地进行下去了，广大职工对我是支持的。我感到，问题不在群众，而在领导思想能否冲破‘左’的影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能空喊，要真干！”
聂荣本同志堪称知识分子的知音。他多年生活在最基层，这些体会和看法是发自内心的，它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值得我们深思。
愿工会干部和领导干部中，涌现更多的聂荣本！（附图片）
图为聂荣本（右）在访问工程师刘仁清（右二）一家。
新华社记者孙连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