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改革的严峻考验——对李万春推行改革遭受挫折的调查和思考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面对改革的严峻考验
——对李万春推行改革遭受挫折的调查和思考
本报记者 朱习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王献林
假如开会问要不要改革，大多数人都会响亮地回答：
“要！”但真的改起来，人们的答案就不那么一致了。使李万春百思不解的是：最起劲地干扰他推行改革的，竟是他的“上司”，即当初派他到河南省安阳地区齿轮厂（现称濮阳市齿轮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某些上层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
三年前，齿轮厂的工人已不生产齿轮，有的“离而不休”，回老家种责任田；有的“转业”到公路边、闹市区张罗卖羊肉汤去了。那时，安阳地区（目前该地区已撤销，其部分县与东濮油田合并为濮阳市）重工业局、经委乃至行署的领导者，都为这个产品无销路、工资开不出、眼看要倒闭的工厂而犯愁。地区重工业系统设在安阳市的这家国营企业，是设备和技术力量最强的机械厂，要是在眼皮底下倒闭了，不仅各位领导脸上无光，一旦几百号工人都跑来要饭吃，怎么招架得了。可是，派谁去能使这个厂起死回生呢？他们找来找去，最后把目光落在李万春身上。
李万春，1946年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五十年代，他当过柴油机厂副厂长，在工学院进修过三年，后来便一直在重工业局担任机械科长，是抓工业的行家。领导同志纷纷动员他“出山”，一位副专员亲自出马说：“万春，这回再卖卖老吧！”于是，1980年11月，李万春走马上任了。
李万春多年管工业，对这个厂有几分底：它连年亏损，净亏额达一百五六十万元，能熬到今天，全靠“大锅饭”养活。调整中打破“大锅饭”，一搞“盈亏自负”、“以销定产”，它便如龙钟老人忽然瘫倒，一蹶不振。因此，欲治此病无它方，只有“改革”二字。
李万春和新组建的厂党委下决心，将11个科室精编为4科两室，起用一批中年知识分子和业务骨干，机构和人员都精干了，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一大截。再比如厂里人过去一直拉松套，一实行经济责任制，人们很快把套绳拉直了。农机修理车间以前每年盈利总是万把元上下，自从实行利润包干超额分成以后，全年盈利跃升3万元以上。至于厂里有些人经常打架斗殴，聚众赌博，自从厂党委明确宣布“不给歪门邪道让路，不叫歪风邪气抬头”，并严肃处理几个违犯劳动纪律的人，全厂正气很快占了上风。
经过这样一整一改，再加上密切注视市场需要，积极采取应变措施，上下一心，左冲右突，终于使齿轮厂走出困境。1981年盈利13．3万元，1982年盈利13．47万元，去年盈利21．39万元。今年以来，厂里生产上得很猛。
可是，随着齿轮厂日子一天天好过，李万春的日子却一天天难过了。为什么呢？
李万春进厂前就听说，这个厂虽不大，却颇有几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这些人经常到某些领导机关说长道短，拨弄是非，在一些领导干部面前很“吃得开”。可是既要改革，就要除旧布新，就不能害怕阻力，就不可避免地要碰人，包括碰这些“神通广大的人物”。于是，“麻烦”从此多矣！
李万春奉调到任时，适逢调资，可齿轮厂属于经营性亏损企业，上级提出缓调，并要求该厂务必于1981年6月底以前实现扭亏，否则，全厂调资指标作废。李万春在第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就宣读了地区调资办公室对齿轮厂调资工作的4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齿轮厂扭亏期间“不做贡献，违法乱纪者，可取消其升级资格”。半年实现扭亏后，厂党委和调资领导小组根据上述精神，对全厂准备升级的人员逐个评议表决，结果有几名职工被拉了下来，其中就有所谓“神通广大的人物”。他们扬言：“这一级让我们升了，啥事不说；不叫升级，我们不是省油的灯，他李万春也别想好过！”
在未予升级的几个人中，有个叫朱兆年的，被职工们称为
“历届领导都指挥不动”的人。1981年4月，厂党委派他下乡推销水泵并搞技术服务，他佯称“脚上长了疙瘩”拒不接受任务，私下里为某单位盖办公楼找地皮却跑得欢实，竟长达23个月不到厂里上班。李万春和厂党委对他多次批评教育无效，起初扣发了他的工资，后来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企业职工奖罚条例》，经全厂职工讨论，一致同意将他除名。朱兆年气得到处骂街：“他李万春非把我害死不行！”
这些人既然被称为“神通广大的人物”，其作为毕竟不同流俗。一时间，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在一些机关的办公室里，经常能看到这些人的身影，这些身影过后，各种各样对李万春的非议便不胫而走。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非议呢？记者留意查考了几件，例如：
“坑农害农，牟取暴利”。事实是：1981年春，豫北、冀南一带农村旱情严重，农民急需深井泵和半深井泵。李万春了解到农村市场这一动向，并考虑到齿轮厂急待扭亏，立即回厂组织力量生产和改制了一批水泵。所谓“坑农害农，牟取暴利”者，指的是该厂曾改制300多台从地区农机公司购进的积压已久的水泵。这些泵买进时每台平均价格125—130元，经过清洗、上油、刷漆、镀铬、换零件、修轴、配管子等一系列加工，改制为好泵，每台售价700——900元。重工局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我看这件事是一举三得：帮助农机公司解决了积压，帮助齿轮厂解决了燃眉之急，帮助农民解决了抗旱工具。什么‘坑农’！”
“伙同何某某倒卖汽车，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事实是：早些年，李万春与这个姓何的人有过点头之交。他到齿轮厂任职后，经别人介绍，曾同意接收这个姓何的在厂里当临时工。此人修汽车有技术，但喜好拉拉扯扯，李万春对他多次进行过批评。前年年底，此人感觉李万春“不够朋友”，已辞去临时工离厂。李万春只是听说他进齿轮厂前后，应安阳地委第二招待所之请，到广州买过两辆汽车，是否倒卖尚不大清楚，但绝无“伙同”之举，也从未“拒绝”调查，因为至今没有任何人找他调查过这件事。
“到齿轮厂上班后，还在重工业局报销旅差费”。事实是：李万春到齿轮厂任职后，工资关系放在重工局未动，直到去年六七月份厂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局里才同意让他转工资。前一两年他在重工局报销旅差费，是经过局里同意的。
“告状者”还乞哀告怜。这一手也很管用。亲朋故友听后为之恻然，非亲非故但心肠慈悲的人也往往采取“会哭的孩子多喂奶”的态度，一边对“不幸者”表示同情，一边埋怨“李万春的做法太不合适”，“打击面太宽了”，“没有一点人情味！”
于是，天平向着李万春和厂党委的对立面倾斜。
早在1981年底，齿轮厂党委就将那几个人为何不予升级的理由写成材料，分送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既没有哪位领导同志找齿轮厂的干部了解情况，也没有给过正式回音。一年零四个月以后，李万春突然奉召参加一个会。会上，某局负责人振振有词地说：“这些人的升级审查表上盖了地区调资办的公章，当然应该给人家升级。”李万春争辩道：“两年前我到齿轮厂扭亏，带去的四点意见也盖了地区调资办的公章，还有效没有效？你们授权叫我们半年实现扭亏后，根据这个精神重新评议升级人员，现在还有效没有效？”经过李万春和其他同志的力争，这次会议重新确认四条意见有效，主持会议的某副专员也答应向地委和行署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可是，不久召开的行署办公会议又提出要重新处理这件积案，并责成经委派员到厂里调查。事后，李万春拿着经委开到厂里的介绍信找到一位经委副主任说：“前年冬天，我就带着材料找你汇报，你当时说你不管……”那位副主任说：“我咋说的？我是说没让我分管调资。”“那不也一样吗，你不是也没管吗！”“那时候我不想管，现在想管了。”“革命工作那能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李万春生气地掏出笔在那张介绍信空白处写道：这几个人没给升级的情况和根据，我们厂党委于1981年底已写成材料，分送经委、重工局、劳动局、地委、行署的负责人，情况已经说清。那位副主任也动气了：“你就这态度，那就走着瞧吧！”走着瞧就走着瞧，李万春不怕。次日，李万春又找行署主要负责人申诉情况。刚说两三句话，那位负责人就从抽屉里拿出那份介绍信问道：“这是你写的字吧？你这态度对吗？”“咋不对？”“你不给人家调工资，还扣发朱兆年的工资，叫人家吃啥？”“厂里的钱都是工人劳动挣的，不做贡献和无故旷工的人白拿钱，厂里工人吃啥？”这件事传出去，有人问李万春：“你敢顶撞专员，就不怕？”他说：“我啥也不怕！”
不仅那几个人“不升级案”要重新审理，而且无故旷工的朱兆年也“逢凶化吉”。李万春和厂党委坚持要将这个破坏纪律的人除名，上级部门却迟迟不予批准。一次会议临结束时李万春又提出此事，有位局级干部说：“没见过这方面发过文件”。李万春说：“《人民日报》发表过《企业职工奖惩条例》。”“那叫文件？谁叫你执行的？”“国务院颁发的文件，当然应该执行！”那位领导不屑争辩地说：“条例是条例，事是事，老李，算了吧！”说完，一扬手，走了。不让除名不说，还要齿轮厂照数补发朱兆年被扣的工资，李万春顶住不办，他们就将朱兆年调出齿轮厂。1983年3月21日，朱兆年奉调到他为之跑地皮的那个单位报到。过了9天，那个单位就向地委、行署主要负责人递交了题为《关于请示补发朱兆年同志的工资和调级的报告》：内云：朱兆年因给某单位“帮忙”，“被停发工资，确实冤枉，给他精神上、家庭生活上均造成了不应有的困难和包袱”，“经研究认为，齿轮厂1981年4月至1983年3月底停发的工资，应补发。特予请示，请行署领导批转地区财政局和调资办解决其工资补发和调级问题。”在这份报告上，那位行署主要负责人居然批示：
“同意”某单位“补发其应发之工资”。
齿轮厂的改革事业为何阻力重重？李万春推行改革为何招来如此多的“麻烦”？这里干部群众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说：“李万春来齿轮厂以前，厂里换过十几任党委书记和厂长。这些人治厂无方，可离厂后大多数都调任和升迁为局级干部。李万春来这里搞改革，很快就扭亏为盈，他们那些人就没有吃醋的？”有的说：“有位领导，过去也是咱厂的头，他就跟朱兆年说过：‘李万春叫你写检查，你就别写！你要写了，人家就该收拾你了！’这已经不是‘坐山观虎斗’了。”有的说：“李万春要整治的那些人，平时给这个官那个长买辆自行车，捎个便宜货，遇到婚丧大事又鞍前马后跑得勤；现在李万春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咋能不明里暗里使劲保护呢！”记者前两年在这一带采访，了解到那位行署主要负责人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成绩还不错，可他在处理朱兆年问题上为什么不大公平呢？两位局以上的干部对记者说：“省里一位副厅长是他的老熟人，写了封亲笔信为朱兆年求情，这信我们都看见过。信上说，朱兆年是北京某部门一位领导干部的儿子。还说他不服从领导，这不对，因为这事不发工资，叫他一家无法生活，也不对。信的最后，一再拜托帮助朱兆年解决工作调动、补发工资和其他事宜。大概是推托不开吧！”
要是改革不触动旧的一套，特别是不触动人事上的“关系网”，其进展必定“顺利”得多，可那能叫改革吗！齿轮厂有些人和上层领导之间的根根秧秧，李万春自然不全知晓，可他知道这个厂子不实行改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破产。当然，真落到那一步，对他李万春有什么“损失”呢？工资是不会少一个子儿的，告老还乡，按国家照顾残废军人的政策，每年还有一笔相当数额的养老金。但李万春毕竟是一个明知改革难、偏要搞改革的共产党员。齿轮厂的出路在那里？中国的出路在那里？他心里一清二楚。领导李万春的那些同志们，面对改革的严峻考验，你们心里是不是也一清二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