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苏联对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
编者按：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及《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不但在语言学方面，而且在哲学、逻辑学、文学和教育学等部门中，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科学界正在根据斯大林的新著作，批判与改进各种科学研究工作。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这一篇文章，是介绍苏联科学院所属的哲学院对斯大林新著作研究的情形。这对我国学术界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启示。从这篇文章里，我们除了可以学习苏联学术界研究斯大林著作并用以改进工作的方法以外，还可以了解苏联哲学家对逻辑的意义及其有无阶级性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问题的看法。
苏联科学院所属的哲学院的全体工作同人，着手深入地研究斯大林的新著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这两篇著作是马列主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根据院委会的决定，院的各部处都召集了扩大会议，各部处的负责人都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新著作对于发展哲学科学各有关方面意义的报告。
在各部处的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以后（在会上有三十五个科学工作者、硕士和学士作了报告），于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五日，召集了院委会和院的党支部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七月十八日，哲学院的科学家协会和哲学工作者的积极分子一同召开会议。在会上，院士亚历山大洛夫（Г．Ф．Апександров）作了《斯大林同志关于论语言学问题著作对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展的历史意义》的报告。
亚历山大洛夫说，斯大林的新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科学的发展有着历史性的意义。这是语言科学上的真正革命；斯大林同志所提出来的每一个理论命题都使马列主义的哲学丰富并发展了。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新作里特别详细而深刻地解答了历史唯物论中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关于两者之间辩证的相互联系。人类社会的基础，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古典定义，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斯大林的新作概括了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历史经验。
对于社会基础、经济制度发展问题以及与每一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问题，斯大林作为伟大唯物辩证法的圣手，是严格的历史性地和具体地予以解答了。他强调指出，每一个经济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全面地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指出了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它对社会发展所发生的影响。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伟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基础之所以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
斯大林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丰富并前进了一步。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的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了下列的论题：“从旧质突变为新质的法则，不仅不能适用于语言发展史上，而且也常常不适用于属于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其他社会现象上。这个法则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这个法则就是不必要的了。”（同上）
这里表现了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见解：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规律的特征的认识是需要具体性和历史精确性的，特别是认识旧质突变到新质的规律和马列主义辩证法现象的特性显现，在划分为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条件下，以及在另一种条件下，那里压迫者和剥削者阶级被清除，社会建筑在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的一致性上，建筑在这两个阶级与知识分子的一致性上，是更需要具体性和历史精确性的。
斯大林的著作，对于在社会发展中的进化和革命问题，对于对立的斗争和统一法则问题，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等的最重要的论题，作了光辉的研究。
斯大林新作中所提出的论点，不仅对于语言学问题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其他科学也有伟大意义。斯大林关于语言和它的发展规律的见解，对于正确解决逻辑学上的问题提供了确实的方法，并终止了迄今尚存在于许多同志脑中的那种由教科书和逻辑学讲授所构成的糊涂和混乱思想。我们必须强调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和它的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和人民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这一论题对于逻辑学的重大意义。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如果说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那么逻辑学就是人类所具有的用以正确思想的确实的思维法则的总和。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下来，这个指示在逻辑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后者以它的理解、范畴和法则记录并概括了思维活动的结果——这也即是人的认识活动的结果。这里也包含了基本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共同意义，对于每一个有着健康思想的人，不论是属于那一个阶级，那一种社会集团，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这些论题和法则。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著作，对于钻研逻辑学的问题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清除了逻辑学上糊涂、错误、伪科学的观念，并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指示了研究哲学知识这些部门的正确道路。
斯大林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成就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同时，斯大林又再次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先前的哲学思想的关系这一见解所具有的伟大科学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创造者——的事业是基于马克思以前时代的哲学和科学成就上。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斯大林关于科学的发展和靠着批评自由所获致的经过思想斗争的成就的这一论题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只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科学发展的原则才成为发展的规律，才成为科学知识不断进步的源泉。只有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的人民，只有苏维埃人民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和力量在自己的伙伴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巩固了苏维埃的秩序，揭露了科学发展的毛病和缺点，改正了这些毛病和缺点，并因此保证各门科学强有力地无限前进。
在讨论亚历山大洛夫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时，曾邀请哲学科学学士彼特鲁歇夫斯基（С．А．Петрушевский）、朱陀夫（А．А．Чудов）、哲学博士列奥诺夫（М．А．Леонов）和卡玛利（М．А．Каммари）、贝烈斯特聂夫（В．Ф．Берестнев）教授、哲学科学学士库兹聂卓夫（И．В．Кузнепов）、哲学院副院长哲学科学学士斯杰派仰（У．А．Степанян）、哲学院的科学工作同人契尔特柯夫（Б．П．Чертков）、费陀罗娃（А．Т．Федорова）、特罗菲莫夫（П．С．Трофимов）、《哲学问题》编委科学哲学博士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所有讲话的人都指出斯大林的新著作不仅对于苏维埃语言学，而且对于各种科学特别是马列主义科学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
彼特鲁歇夫斯基描述斯大林的著作是我们思想生活中的最巨大事件。斯大林天才的威力允许解决各项新的复杂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发展问题，我们骄傲我们有斯大林清晰伟大的智慧照耀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然后，彼特鲁歇夫斯基又详细谈论了斯大林同志文章中直接提出的对于苏联心理学者的某些问题。
列奥诺夫说，斯大林指出了语言的全民性和无阶级性，同时斯大林又强调人类、单独的社会集团、阶级，并非对语言是毫无差别的。这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也可以这样说。关于自然的科学，它本身所获得的事实证明并不是有阶级性的。然而人类、社会集团、阶级并不是对科学的态度毫无差别的。科学的理论，这个或那个知识领域世界观的解释，换句话说，科学的哲学是有上层建筑和阶级的特征的。放在马克思哲学面前有着巨大的任务。苏联哲学家必须在理论上领导科学的发展，而为此必须深入研究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的知识部门。
在库兹聂卓夫的演说中，主要说明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与生产和哲学的关系。
契尔特柯夫然后讲话，他指出斯大林同志关于整个社会历史中的语言发展的指示，对于社会科学有着重大意义。从斯大林的著作中，我们必须研究辩证法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中的表现的具体形式。斯杰派仰的演说，指出了斯大林新作对于苏维埃社会理论发展的意义。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从旧质形态到新的过渡，并不是经过突变的，而是经过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逐渐改造的路线。斯杰派仰说明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苏联正在创造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苏维埃社会一出现，国家本身就具备着并正在实现着飞跃。这个飞跃并不带有突变的性质，所以这样，这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之下正在准备并在实现着飞跃。比方，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即为一例。
联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农田的种植森林遮护带的决议中，说到实现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计划，保证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飞跃。因此，从旧质突变到新质的飞跃方式这条辩证法普遍规律是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表现为多种多样的。
贝烈斯特聂夫在自己的演说中谈到斯大林著作对于马列主义美学发展的意义。费陀罗娃谈到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
科学家协会、院委会和哲学院的支部，根据院士亚历山大洛夫的报告，通过了一个扩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哲学院全体工作同人将依照斯大林著作的最丰富的理论内容来作为自己科学工作的引导，并确定具体步骤对斯大林文章中所提的各种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 ★ ★
为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新作布置杂志的工作，在《哲学问题》杂志的编委会上，编委莫洛卓夫讲了话。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新作——是对于马列主义科学的一个新贡献，它进一步丰富了我党的思想宝库——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同志在语言学方面给了我们完整而结实的学说，揭露了苏维埃语言学中的错误，明确了苏维埃语言科学上的目的和任务，打开了它的内容，并解决了全部语言学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斯大林同志又为语言学指引了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同志的新作在这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斯大林同志著作的意义，远非仅仅是语言学本身。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里，解决了许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会成为哲学工作的指导者，我们杂志工作的指导者。
我们必须帮助哲学干部深切理解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清楚认识斯大林同志所解答的各项问题，估价其历史意义，并作出为理论和宣传活动均所需要的必要结论。在最近几期的杂志中我们必须刊载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所叙述到的若干最重要问题的文章。
莫洛卓夫同志详细谈论着这些文章的构思。首先，在最近一期的杂志中必须刊载这样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与科学。很明白，共产党和斯大林个人永远不断地帮助科学使其毫不停止地前进；苏维埃社会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它的全部活动是以科学基础为根据。我们的任务就是——指出科学在向共产主义前进中的意义，斯大林同志在社会主义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还必须刊载这样的文章：说明斯大林的著作对于社会主义语言科学发展的意义。
关于语言学的讨论显示了哲学家对于与他们这样接近的科学，如语言学，是没有紧密联系的，我们此刻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这个空隙。
为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承认编委会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的杂志向宣传员们刊载了马尔的理论；我们的责任就是揭露这些错误，并在杂志篇幅上加以全面分析。
我们还必须刊载批评最近发表的各种关于语言学的书籍。
为配合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指示，杂志必须刊载论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文章。
斯大林著作中发挥了关于民族形成、社会主义民族起源和发展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语言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总括，我们都必须在最近期的杂志中阐述。
斯大林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过去时代文化关系的指示也同样应成为我们最近几期杂志文章的题目。
我们必须广泛发挥斯大林关于辩证法规律在存在着敌对阶级的社会条件以及在没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不同特征的表现。这会帮助我们克服在把辩证法运用到各种不同知识部门中去的教条主义。
我们必须不断揭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科学知识发展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的杂志也是落后的，我们的杂志是缺乏同志般的商讨的。
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始终不变的以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所表现的那种伟大思想为依据。
在莫洛卓夫同志的演说结尾，他又详细地谈论了心理学和自然科学上的若干问题。
在杂志的工作讨论会上，曾邀请马克西莫夫（А．А．Максимов）、凯特洛夫（Б．М．Кедров）、佛朗采夫（Ю．П．Франчев）、列奥诺夫、斯杰派仰、诺温斯基（И．И．Новинскtй）参加。他们均就编委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并确定了以斯大林同志的新思想作为改进杂志工作的具体办法。
（杨重光译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年第一期《科学生活》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