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艺创作中的几种倾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文艺创作中的几种倾向
阮章竞
一年来，我断断续续地读过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的文艺刊物和一些别的文艺作品，约五百余篇，将近二百万言。这些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华北人民由战争胜利、土地改革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新的社会生活面貌。我们的文艺园地上出现了很多有希望的、有才能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年青作者。
新的主题，已在许多较好的作品中出现。反映工人生活比较突出的有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的剧本《不是蝉》，山西陈志铭的小说《一件意外的事情》（《山西文艺》创刊号），张培洪的小说《团结就是力量》（《山西文艺》一卷二期）。反映华北农村新的生活的有谷峪的小说《新事新办》（《河北文艺》五期），李束为的短篇小说《春秋图》（《山西文艺》创刊号），李方立、王云波的小说《余粮》（《平原》一卷六期），平原林县五十二岁的老农民板人秦易的短诗（《平原》二卷四期）等。这些主题，已不是只停留于反映过去的痛苦，而是着重地描写今天如何愉快地建设幸福的祖国。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新的青年作者写的，有的虽然写得并不完美，但应该承认，这些作品都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
从总的情况来说，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还不够多。我们在创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人民在要求我们改变这种状况。
所谓“化装宣传”与“不解渴”
我们的某些作品，还不善于从人民的真实生活中，去阐明党与国家的政策，而是借某几个人物的外形，概念地去讲解政策。有些戏剧或时事政治诗，政治名词术语太多，很少表现人民的真实情绪和语言，缺乏深刻的说服力，因之群众评它为“化装宣传”，感到“不解渴”。
我们国家的政策是符合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现实生活面前摆着很多问题，群众要求我们正确地解答，只要深入现实生活，深知群众的内在要求，以政策思想指导群众行动，群众是会接受的，而不致感到是在“化装宣传”。可惜我们有些作品，表现作者是不熟悉生活，不熟知人民的思想和要求的。不但如此，作者有时也并不了解政策，如有些作品笼统地反对一切剥削。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土改完成，社会生活安定，人民热烈地要求生产发家，要求提高技术，要求在新的生产条件下组织起来。这是广大群众的内在要求，群众要求领导，要求正确的回答。但我们的许多作者不会正确地观察新鲜事物，不会深刻地了解群众真实要求，还在写《农民苦》之类的作品。难怪农民说：“老是诉苦倒苦水，谁过去没有段苦？”觉得腻了。有几篇写组织劳动力的作品，仍停留在多少年前克服劳力畜力不足的原始状况，不知道今天的劳动力的组织已有了更丰富的新内容，如要求改良技术，运用新农具，科学方法除害虫，发展生产等，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兴趣。
不可否认，我们有的作品对群众所迫切关心的新问题，仍未给以足够的注意。人民渴望更多的有一定高度水平、创作态度严肃、充满现实战斗意义的作品出现。人民不满意当现实斗争逼得无法，我们才出来“应景”一番，潦潦草草，马马虎虎地凑上个《保卫和平》、《生产发家》、《生产自救》。“补补空白”，“有比无好”的创作态度必须克服。当然，描写过去的伟大斗争场面，而对更好的将来指出远景的作品，特别是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还是十分需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关起门来创作，应当经常和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触。然而我们有几篇这类的作品，也写得很草率，革命人民的战斗气息和群众语言都不够饱满。这也说明我们过去和生活联系是不密切的。今天如果再脱离现实斗争，将来也不能了解今天。脱离现实，是不能理解历史的。
“锄地、抡铁锤”、“小家庭”
老区的农民看罢我们的戏后说：“看见的净是锄地，有什么意思？”工厂的工人听罢歌咏晚会说：“在车间成天机器轰隆隆响，看戏听唱歌也是机器轰隆隆响，唉！”我以为，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很多写生产的作品，只是写生产过程和数目字，像篇成绩报告书，不能发掘到生活思想的真实活动，是一般的缺点。写农村的不应该只是开生产会，订计划，开荒锄地；写工人的不应该只是机器房，抡铁锤。艺术作品不是外形摄影，而是描写人的生活，写人对事物的思想和态度。作品没有思想批判，思想性就低，教育意义就少，不能感动读者（观众）；作品没有艺术加工，只是生活外形的记录，不能使人喜欢看。文艺作品，是不能命令人硬着头皮看完的，应该是使人不能不看才好。
写人民新的愉快生活，非常必要。但各地的作品，太多地出现《小俩口订计划》，《夫妻竞赛》、《夫妻顶嘴》等等。绝大多数在作品中插上个笑话，闹个玩儿，逗个乐儿，最后是转嗔为喜，歌唱几句感谢领袖、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算心满意足了。把如此广阔的新社会生活，锁在一个小生产者的小家庭里，这也是作品缺乏思想性的表现之一。新的家庭幸福生活，应该写，但作家的任务，还应当引导群众走向更高有美好前途的理想生活上去，需要以先进的阶级思想教育农民。而这些作品的思想，恰和目前某些农村革命队伍中的落后分子的思想“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同出一辙。“天下太平，无命可革了”，满足于狭小的天伦之乐，忘记了祖国交给我们全体人民的伟大任务。缺乏积极的战斗意志，这便只能引导人们“退坡”，而不能鼓舞人们前进。
“人民经过长期战争的紧张生活，现在应该给人民以愉快”，今年在创作问题讨论中，常听到这句话。如果以此去提高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克服形式主义，老一套，就是积极的；如果错用它去追求纯粹个人的享乐和庸俗的滑稽，那就是消极的。新现实主义应该是充满新鲜愉快的风趣，充满天真的笑容，对生活充满无限的乐观。前进的诙谐，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和矫揉造作的庸俗噱头有原则的区别。
我国人民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应该描写这些高尚的美德。华北的劳动人民，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像神话上的巨人似地，尽了伟大的贡献。我们要写他们，写我们人民祖国的新人，因此我们是不许可把他们写脏的！但还有少数作品，还未注意到这一点。常常为了逗个乐，结果把健康主题弄脏了。如有一篇写农村新生活的诗作，写得很好，但最后写道：“老俩口越谈越高兴，老头觉得身上有点刺痒。急忙脱下大棉袄，开言叫声孩子他娘，我拿拿虱子你替我挠挠后脊梁。”这就是不适当的。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应该帮助新的作者工作，帮他们改改，或提出意见，就会减少这些过失。关于妇女的“小脚”，这个已经死去的黑暗时代加在我们一些姊妹身上的创伤，早已脱痂了。但有几篇作品还在提它。有一篇是着重地写在一个英雄身上。有一篇作品，写得很好，但作者为刻划主人公的保守思想，在他的头上出现一小根辫子。这些都是错误的。
“老一套”与“僵化的形式”
翻开近五年到今年的文艺书刊报章，看见不少的什么《拜年》、《四女（或十女）夸夫》、《识字牌》、《二流子转变》、《劝懒汉》、《光荣花》等等区别不大的作品。还有歌颂新英雄，最后必定是受奖大会戴红花，听了开台锣鼓，就知道将是如何煞尾收科。赞美新时代的诗歌中，过多的是《红花》、《太阳》、《红旗》、《胜利》、《前进》、《万岁》、《锣儿鼓儿》、《加油，努力》、《唉噢咳嗬》等等。人民的大时代在突飞猛进，人民的斗争生活广阔无边，人民的语言丰富美丽，但我们在作品上表现的情绪和词汇，太单调狭小了。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应该写，“红旗”“万岁”等字不可以用，而是应该根据人民的生活感情，写在必要的时候。
许多说唱词上，开头一定是段《西江月》，或“弦子一拉嗡嗡响，老乡同志们坐两旁”，“撇开闲言书归正，打起鼓板开正封”，接着从东到西，从天到地，古今中外，“不说这”“不表那”的一大套提纲引子，枉费周章，半天才书归正传。每篇不知多少“听心间”、“把话明”、“表其详”、“为那桩”、“地溜平”、“明理端”；还有类似“暗愁惨”、“院当阳”等衰老腐朽的奇言怪调。把新鲜活泼的生活内容，埋在一座古坟里去，这是很可惜的。有的过于迁就旧形式，不加批判地套用陈旧的词句，把工厂的女工模范，写成“两道眉弯秋月样”，“唇如丹朱牙赛玉”，还有的写“走路像杨柳遇见了风”等等，把新的劳动妇女，装进古画框子里去作病态美人来欣赏。写我们的战士是：头戴一顶什么帽，什么皮鞋脚上登，身上穿着什么装，牛皮战带系腰中等等，几乎是神奇小说里的二十八宿。把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英雄这样来写是不恰当的。要学习人民的传统形式，要尊贵民族遗产，但应以新的生活思想语言去创造，突破它，扔掉已经僵死的部分，把它变为充满朝气的，战斗的青春的形式。
任何一件工作，不用脑子是做不好的。创作是需要艰苦地用脑子，是需要艰苦地去熟悉生活。技巧是从生活中提炼加工来的，用现成的形式去套，摹仿，是方便，但是低级的。文艺作品是要创作，不是要摹仿，开头创作得不好，幼稚点，不要怕，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个幼稚时期。可怕的是千篇一律，没有进步。
我们都是在学习写作，发生上述的缺点并不奇怪，只要我们知道了，就能克服。人民在热烈期待能“解渴”的好作品产生。人民需要我们工作，党和政府都在关心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需要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