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书籍出版事业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苏联的书籍出版事业
马尔库斯
苏维埃出版物的思想内容
苏联的书籍出版，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事业。苏维埃的书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是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苏联出版事业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所有的苏维埃出版机关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在工作方面受着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的指导；苏联出版事业是为最伟大的任务——建设共产主义——而服务。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所出版的书籍，以高度的思想性、深刻的原则性和正确性为其特色。苏维埃书籍以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精神和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人民。
苏维埃出版物是全世界最前进的出版物；它把真实的科学知识供给读者，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读者，使他们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
苏维埃出版物，用苏联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具体事实，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明我们祖国的科学、技术、艺术方面的成就，并与种种对外国事物以及反动资产阶级文化极力奉承和崇拜的现象作斗争。
苏维埃的出版物是有党性的。它和整个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事业直接地联系着，它是苏维埃国家政策的体现者和领路人。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的任务，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曾经有很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决定中说明：“整个的出版工作，必须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全面帮助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地提高理论并与实际相结合，组织和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暴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跟它们以及跟一切反列宁主义路线的偏向作斗争。”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所应出版的书籍：“……必须是战斗的和与现实政治任务密切结合的，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技术、生产的知识，来武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最广大群众。书籍必须成为环绕着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来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工具；书籍的质量，必须适合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注一）
为了这些任务的完成，各出版机关必须积极参加创造国家所需要的书籍。各出版机关的任务不能仅限于接受外来原稿并将其机械地复印出来，就算了事。他们应当从编制自己的选题计划，和从选择原稿起到发行问世止，将全部编辑出版过程，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上。各苏维埃出版机关必须成为思想的堡垒，必须是书籍方面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的精明守卫者。
高度的思想性，不但需要表现在所出书籍的内容上，而且还需要表现在它的美术——技术的设计上。书籍的美术和技术的设计，必须跟书籍的类型、内容、目的的和读者的（注二）使命充分配合。出版和印刷的技术，必须达到现代先进出版——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并能适应读者日益增长的审美要求。必须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来作美术设计的基础。
党和政府曾一再向各出版机关提示，要求各出版机关在出版物的美术设计方面，提高思想性，并改进印刷技术的质量。
例如，在三十年代，为了在出版物的插图中，尤其是在儿童读物中，残留有形式主义的现象，曾促令各出版机关肃清书籍美术插图中的歪曲现象，并严格保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
一九四五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关于书籍的印刷设计”的决议中，再度要求各出版机关切实地改进书籍的美术、技术设计和印刷的工作，并提示了许多注重提高出版和印刷技术的方针。
资本主义各国的各种出版社是和苏维埃的各种出版机关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出版社，依赖着独占资本，为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并且是奴役劳动者的工具。同时，资本主义的出版社也是商业企业。出版事业对于私人企业家只是一种“营业”，是一种利益的源泉，因此它出版的书籍必须能替它保障最大的利润。
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的特征，是营业上的赚钱主义和无原则性。他们所出版的书籍，充满了对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憎恨和仇视。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整个资产阶级的报纸经常使用他们所惯用的方法——造谣和中伤。
资本主义各国的出版事业，全部把持在强有力的康采恩、托拉斯和独占组织的手中，并且完全受着金融资本的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出版自由，只不过是反动思想的宣传自由而已。
资本主义各国的作家、新闻记者、采访员，完全处于依赖出版家的地位。他们害怕失去大笔稿酬或丢掉饭碗，于是就不得不变成为执行主人们意志的奴才。
列宁曾经说过：“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只不过是收买报纸的自由，收买作家的自由，贿赂、收买和伪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版，第四七三页）
资产阶级的出版社，专以麻痹人民大众，解除人民大众的精神武装，使其逃避解决迫切的政治问题为唯一目的。
日丹诺夫同志曾说过：“所有的资产阶级的作者群，都在竭力设法使社会先进各阶层的注意力，离开尖锐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问题。而转移注意力于低级的、无思想的文学和艺术方面……。”（注三）
苏维埃出版物的选题
书籍产量的增加，书籍选题质量的提高和书籍种类的增多，是人民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
各科知识部门的出版物选题的多样性，说明读者的兴趣是多么广泛，他们的需要是如何的不同。同时它也说明出版物创造性的增长和著作者力量的增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改变了出版机关的本质。苏维埃出版机关成为党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积极的领路人。
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一些新的重要问题，根本的改变了出版物的选题，并使出版物选题的种类空前地增加了。
一九一三年共出版了二万六千二百种名称的书籍，而到一九四○年，出版书籍的名称数目，已经增加到四万四千种。
我们看一看一九一三年的出版物的选题，是极为有意义的。当时，一些低级下流的出版物，所谓“国民读物”，宗教的和冒牌爱国主义的出版物，占了总书名数的百分之一三·五和总册数的百分之二六。
如果把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出版物（基本上就是虐杀犹太人的书籍），充满了神权和君权精神的有关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出版物，商业公司和官厅的《报告》，以及股份公司的“章程”等等也计算在内的话，那末，反对人民的和黑色百人团（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极右派反动团体——译注）的出版物，达总名称数的百分之三十。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编制自己的选题计划时，遵守着列宁的指示：“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掌握人类在科学、技术、艺术和全部文化方面所有的一切优良的成就。”所以在各苏维埃出版局所印行的出版物中，世界文献中的古典作品，以及外国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进步分子的著作，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苏维埃出版物的选题计划，充满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统一精神，并且全力地注重在帮助苏维埃人民实现其当前的任务。
在苏维埃政权的三十年期间，各出版机关已印行了八十八万九千种名称的书籍。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出版物，占出版物名称数量中的头等地位之一。
这完全是当然的现象，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对政治问题的正确立场，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是极为必要的。
从一九一七——一九四七年的三十年间，苏联出版了一万二千五百种的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有很多再版了几十次或几百次。这些书替广大群众带来战无不胜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把他们团结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面。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书籍，在整个出版物选题计划里面占书名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技术书在图书分类中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党和政府所提出的关于精通并发展新技术的任务，以及培养社会主义工业新干部的任务，使专门技术书籍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起来。与革命前相较，技术书的种类及其在整个图书分类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许多倍。
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突飞猛进，使农业书籍的出版大量增加。在苏维埃政权的三十年间，关于农业问题的书籍出版了九万种，只此一端，即可想见此种发展的情况。
在技术书籍和农业书籍里面，技术和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以及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和先进农业生产者交流经验并总结经验的斯达哈诺夫读物，都占着很大的地位。
科学书籍的出版数量正在逐年增加。苏维埃科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不是和人民隔离，不是远离开人民，而是决心服务人民并把全部科学成果贡献给人民的。同时此种科学上的服务不是基于强迫，而是自愿自发、心悦诚服地来做的。”（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演说，见于一九四八年版《高等学校》文集第三页）这就是与千百万人的劳动大军的实际活动有着密切关连的苏维埃科学的特征。此种特征在科学书籍的大量推广和书名种类的多样性上面充分反映出来。
除了研究现代问题的科学著作以外，还在大量出版自然科学、哲学、数学等方面的古典作品。科学书籍的种数达总图书种类数的百分之十——十二。
苏联百科全书和大辞典（不管是一般性的还是专门性的）在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教科书和高等学校的参考书，在书籍出版的选题计划里面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中小学教科书几乎是用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出版的。
对于教科书的质量，也赋予了极大的注意。莫洛托夫同志在第一届全苏高等学校工作者会议上，曾强调教科书对高等教育的意义说：“保证供给高等学校以良好的、配得上我们的伟大事业，即社会主义事业的教科书，是当前的重大任务。”（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在第一届全苏高等学校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三八年版）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曾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的特别决定里指示说：必须要编订各科的定本教科书，以便提高教学质量并使教学得以按照新的固定的教授提纲和教学方法来进行。
除了教科书以外，儿童读物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也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一九三三年，为了很好地来组织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提高它的质量，增加它的数量和种类，而成立了独立的出版机关《儿童书籍出版局》。它把优秀的儿童读物作家、儿童艺术家和儿童教育家都联合了起来。
为儿童出版的传记作品，古典文学和丛书（如《儿童丛书》，《我的初步读物》，《小学生文库》，《我们的祖国》，《学者写给小学生们的东西》等等）的数量增加了起来。
文艺作品在教育人民大众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资产阶级文学的全部内容只是用在挑动低级的色情和低级的本能的时候，当它只是用在鼓吹厌世思想和种族歧视的时候，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及各兄弟民族文学的革命的与爱好自由的优秀传统的苏联文学，是一贯地在为人民、为人民的利益与愿望而服务。
只有在社会主义胜利了的国家里，才有最先进的与最富思想性的文学。
“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文学会像苏联文学那样，把劳动者与被压迫者组织起来，为彻底摧毁一切剥削制度与雇佣奴隶制度的羁轭而斗争。也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文学像苏联文学那样，把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生活，把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当做自己作品主题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国家也没有一种文学，会捍卫并坚守所有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平等权利，坚守妇女的平等权利。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没有，也不会有一种文学，能够像我们的文学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彻底地去粉碎所有一切的蒙昧、神秘、僧侣主义和魔鬼主义。”（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日丹诺夫同志在第一届全联盟作家大会上的演说，党书籍出版局一九三四年版，第八页。）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列宁格勒》及《星》两杂志”的决定里面，很清楚地确定了苏联文学的基本特征与目的，里面说道：
“苏联文学，即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它的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它除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以外，没有，也不能有其他的利益。苏联文学的任务，就是帮助国家正确地教育青年，满足他们的要求，把新的一代教育成朝气蓬勃、对自己的事业有信心、不害怕障碍并决心克服一切障碍的人。”（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苏联文学的主题，也像整个苏维埃生活一样，是丰富而多样的。苏联出版机关每年出版的文艺作品种数，占总出版物种类数的百分之十二——十三。除了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以外，俄国古典作品和苏联各民族古典作品，以及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的出版数量也很大。
苏联出版机关业务在思想方面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性
出版机关要实现自己的业务，必须要有生产的物质基础，即印刷所、纸张及其他器材。
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物质基础都掌握在独占资本手里，掌握在有着印刷企业和造纸工厂的大出版康采恩手里。言论出版机关的全部生产手段都集中在资本巨头的少数集团手里，这一事实使出版物变成独占资本的武器，变成资本家用以保护私有利益和反对人民利益的武器。
在苏维埃国家里，言论与出版的自由为斯大林宪法所确认（第一百二十五条），其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只有在苏维埃国家里，一切现代印刷技术和其他文化工具才为劳动者的利益而使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夺取那些资产阶级文化为欺骗人民保护资本家而创造的一切东西，用以满足工农的政治要求。”（《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版，第一三○页。）
一九一九年，苏联政府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出版事业，使书籍杂志出版物能够广泛地为劳动者服务，而成立了国家出版局。国家出版局的初期活动，主要地是给各部门所属出版机关分配纸张，及审核各个人民委员会和各个团体的出版计划。其后，特别是从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国家出版局按照事先拟定的选题计划展开了自己特有的出版业务。国家出版局及其他出版机关在出版业务方面的这种计划化的基础，逐年加强了起来，并且正像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一般的计划性一样，成了苏联出版事业的显著的特点。
苏联的出版机关，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首先是执行政治、文化任务的组织。
每个苏联出版机关业务经营的基本要点是，要努力用最低廉的价格供给国家尽可能多的迫切需要的好书。价格低廉一点，在准备供给广大人民阶层的书籍和小册子方面，特别来得重要。在某种情形下，基于政治的和国家的利益上的考虑，书籍和小册子的价格甚而可能定得较生产成本为低，这样做只是为了促进书籍深入广大读者群众。
苏联书籍的思想内容是以人民大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养这一目的为指针的。而出版事业的经济方针则是保证出版物的大众化，使广大读者都能购买得起。
由此可见，苏联出版机关业务的思想方面和经济方面是朝向一个目的的：就是使书籍的生产量丰富起来，这种书籍要在思想的、科学的、艺术的质量上符合高度的要求，并且对读者来说，价钱也要便宜。达成这一目的，是国内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之一。
尽管苏联出版机关在出版书籍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有很大的成功，它们还是应当进一步增加出版那些研究现代各种科学方面问题的书和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上迫切问题的书。它们必需使自己出版物的主题更加接近苏联的现代性，因为“人民、国家和党都要求文学不要远离开现实，而是要求文学能够积极地深入苏维埃生活的各方面。”（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一九四六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版，第三八页。）
苏联出版机关应当特别注意出版最主要的科学理论问题方面的专门著述。同时要增加人民大众读物的数量。
书籍的思想内容应当提到更高的水平上去，使具有更高的政治尖锐性。
（本文译自马尔库斯著《出版事业的组织与经营原理》一书中的第一章的第一、第二及第五等节。）
刘丕坤、李延栋译
（注一）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书籍出版局联盟所作《出版工作》报告的决议。见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真理报》。
（注二）目的使命指教科书、学术书、通俗科学读物的区别，读者使命指高等、中等程度的区别。——译注
（注三）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版，第三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