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努力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张贤亮
文学是写人的，本不应该分为“农村题材小说”、
“工业题材小说”、“军事题材小说”、“城市文学”等等。但文学作品要写人，就要写人生活的时代，写人活动的社会背景，写出人所处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角度来说，按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的生活环境划分为各类不同题材的文学，以便从总的文学规律中得出某种带有特殊规定性的东西，再反过来指导创作实践，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了。
“农村题材小说”，照我的理解，是写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现在，生活在农村的人不但有农民，还有干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以及新兴的各种非农业生产的专业户等具有不同教养、不同精神境界的人。并且，在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农村。所以，“农村题材小说”应该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着非常宽广的前景。
写生活在农村的人，无疑要写到农村的历史和当前党的农村政策。文学不能机械地从属于政治，但事实上文学不可能离开政治。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人，本身就生活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当中，他的命运直接要受政治的影响，在农村，是直接受到农村政策的影响。党的农村政策不但决定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经济状况，而且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还会引起人的思想、精神、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作家反映农村的变革，主要地不是表现农民由穷变富的过程，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写出人们思想、精神、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表现出这些变化中哪些是悖于历史传统、悖于三十年来的习惯，但实际上却是崭新的东西的萌芽；表现出这些现在看来还很朦胧、甚至被一般人所不理解的东西，将会发展为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而现在在一般人看来还是合乎传统观念的东西，将来或许会被一种更新的形式来代替。是的，高明的作家应该能够从处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关系之中，而又似乎是在进行个体经营的农业生产者身上，发现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而产生出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新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以及新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的要求和趋向。这种要求和联合的方式，显然是绝不会与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大呼隆”相同的。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可我始终认为，对于创作来说，还有与生活同等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生活是源泉，是流水，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就是从源泉提取水的器皿。倘若没有提取水的器皿，即使滔滔大河从面前流过，也只能望江兴叹、空手而返。有的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却苦于写不出有分量的作品；有的作者在农村只蹲一年半载或更短的时间，即能写出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来。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我认为除了艺术的敏感性上有差别外，恐怕主要原因还是在这里。提取水的器皿——认识生活的能力是手段，但在某种情况下，手段会变成目的，至少是与目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从我在狭小的圈子接触的同志来看，我感到，现在有一些同志并不缺乏生活，恰恰是缺乏正确认识生活的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半是把它作为一种理论修养，一种知识素养来看的，把它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注意得不够。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这样，面对着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有的同志会发出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慨；有的同志却又认为目前这种农业生产形式是一种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形式，仿佛是我们奋斗了三十年才找到的唯一正确的农业生产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写出的作品是不可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在写《垄上秋色》和《河的子孙》这两篇作品的时候，我都又回到农村去生活过一阵子。因为我曾经在偏僻的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所以多少具有一种历史感。从贯彻当前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她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根据我国目前实际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而制订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如此规定、甚至是与他们的一些规定极为不同的方法来，以达到马克思主义所指定的总目标——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总的目标是不能忘记的，但是，目前所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又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流动的眼光来看当前的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把握生活的现实性。
我还感到，写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落笔虽然可以只局限在农村，但胸中定要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者，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多到四处跑跑，多熟悉一些农村以外的生活，待再返回到他的基地来以后，肯定会发现许多他原来非常熟悉的东西具有了新的特点或光彩。长期蹲在一个地方，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巴尔扎克的《农民》比很多出身于农村的外国作家写农民写得深刻；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农民刈草的场景真令人拍案叫绝，常常使我深思。我想，既要身在其中，而精神又要凌驾于自身所处的生活圈子之上，对不论写什么题材的小说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