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爸爸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任远远
我的爸爸任弼时，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漫长岁月，积劳成疾，在他年仅四十六岁的时候，患脑溢血，于1950年10月2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才十岁，但爸爸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0年3月，爸爸结束了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回到了延安。就在这一年的12月19日早上四点钟，我出生了。妈妈告诉我，我出世后一小时，爸爸就从杨家岭赶到了中央医院。他高兴地抱起了我，几次想在我的脸蛋上亲一亲，也许是怕那无情的胡子扎着我，几次都没舍得。
爸爸对我们的感情，既是亲子之爱，又是从他的革命职业中产生的。爸爸和妈妈生了九个子女，五个夭折于革命战争年代。爸爸、妈妈还时常想起这些同革命共患难过的孩子。我姐姐苏明就死于营救爸爸出狱的过程中。那是1928年10月，党中央派我爸爸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南陵县被捕。为了营救我爸爸，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妈妈抱上苏明，爬上拉煤的火车赶到长沙。天冷风大，煤渣、煤块发狂地飞向妈妈和苏明。尽管妈妈紧紧地抱着苏明，但苏明还是受风寒患肺炎死了。爸爸曾深情地说：“她也是为营救我，为革命献身的呀！”
1930年，爸爸到中央苏区不久，妈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我的姐姐远志才出生百日，就和妈妈一起在上海坐牢。当时，妈妈装成农村妇女，在敌人审讯的时候，就捏着远志的腿，她大哭起来，使得敌人不得安宁而草草结束了审问。爸爸后来听妈妈说起这件事后，笑着说：“孩子也参加了和敌人的斗争呀！”
1933年，我的哥哥湘赣在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出生。因当时环境恶劣，在六军团突围西征的行军前，爸爸和妈妈把湘赣托养在老乡家中。全国解放后，还专门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妈妈很难过。爸爸说：“不要难过了，为了新中国，我们失去了多少同志和亲人呀！”
我的姐姐远征，出生在长征路上。当时生活极其艰苦，没有吃的，朱总司令和我爸爸钓鱼给我妈妈吃。后来每到一地，爸爸就和战士一起挖野菜、草根，把嫩的给妈妈吃，自己吃老的。
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党中央撤离延安。那时，我的姐姐远志、远征分别在中学和小学读书。有些同志考虑她俩年岁小，随学校行军有困难，建议她们跟着妈妈一起走。爸爸和妈妈不同意，爸爸说：“还是让她们锻炼一下吧，不要把孩子养成革命的娇子。”按照爸爸和妈妈的意见，她们打起背包，和同学们一起出发了。
1948年10月6日，爸爸给远志的信中写道：“学习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当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门外国文，有了文学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
我七岁时，爸爸为我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让我每天写一张，爸爸每天给我划圈打分。有一次，我写完大字，爸爸正忙着看文件，我把大字本给爸爸，请他为我划圈打分，因爸爸太忙，划了几个圈，就说：“你写完了，去玩吧！”讲完又看起文件了。“爸爸，你还没有打分呢！”我说。这时爸爸歉意地笑了，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并打了分。
在延安时期，医生就发现爸爸的血压很高，但爸爸依然和周恩来副主席一起，留在陕北协助毛主席工作。我记得那时在一天紧张的行军或工作后，晚上爸爸总要到各处去看看，特别是到马圈，向饲养员询问马的情况，并走到马槽前看看马吃草，用手轻轻地拍拍马鼻子。
1949年，党中央迁到北平。这时，爸爸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因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只报告了一部分，其余的只好请荣高棠同志代读。
这次大会后，中央决定爸爸休养一段时间。他常到附近村庄去散步。一次，他看见农民用一种两端开口、象篓子一样的工具捉鱼，便和他交谈起来，问他一天能捉到多少鱼，到什么地方去卖，并问这种捕鱼的工具叫什么。农民说：“我们把这工具叫做‘花篮’。这里有句老话叫‘鱼逛花篮人逛灯’，鱼到花篮里就上当了。”回家后，爸爸还反复琢磨着农民的话，觉得很有意思，说：“可是他们很苦啊，用这样古老的工具捉鱼，人站在冰冷的水里……”
爸爸最愿意听同志们讲民间的生活情况，不时地提个问题，有时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这样说：“不合情况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哩。”
我的姐姐远芳是1938年爸爸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出生的，爸爸和妈妈回延安时，把她托放在莫斯科抚养。1950年，爸爸去莫斯科治病时才把她带回国。有一次，她从学校里听别人讲，爸爸担任什么职务。她回家问爸爸，爸爸只说，我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不能有一点特殊的思想。
爸爸为人很和气，对谁从不声色俱厉。但他办起事来是很果断的，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延安，江青用各种借口想用布搭一个棚子乘凉，因为那时爸爸是党中央秘书长，问题提到他那里，爸爸就是不批，说：“现在人都没有衣服穿，那有布搭棚子！”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爸爸也要求很严。他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节约水电，电灯要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不要在墙上随便钉钉子挂衣服；窗子开了，一定要钩好，不然风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进城后，我们住在景山东街一所临街的房子里。爸爸的办公室西晒，离马路很近，这对爸爸的工作和休息都很不利。组织上多次要为我们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几处房子，但回来向爸爸一说，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说“那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住太浪费”，就是说“那是一个机关，因为我一个人怎么能牵动一个机关呢！”
爸爸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时候并不多，他事事处处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着我们，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民族对人民有用的人。（附图片）
延安时期，任弼时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这是任弼时同志与夫人陈琮英、儿子任远远在一起。
（任远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