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评

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
宋则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收入这一经济范畴以及与此有关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发展速度、综合平衡等问题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但是，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较有分量的理论专著，似乎还没有。由杨坚白同志主编，组织有关专家集体撰写的《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去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从1984年起我国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之一。这就更显出本书出版的及时和它的重要意义。
综观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或优点。
一是体系比较完整，论述比较全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全书除导言外共分5篇21章，分别论述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使用、计划、计量，最后以“马克思对古典派国民收入理论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发展”为题，追溯马克思主义国民收入理论形成的历史为结束，体系比较完整，分析也比较深入，有的部分在见解上有独到之处。它既不同于一般集体编写的教材，也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体系，有计划地组织对承担的题目研究有素的同志，甚至有意识地安排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参加编写，然后经过集体讨论、编审定稿的。这样，既保持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又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风。
二是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如在“国民收入生产篇”中，除了用三章篇幅着重阐述关系到国民收入的性质和计量的理论基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问题的不同观点外，对建国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生产的动态和起伏特点、国民收入增长的途径和因素、国民收入生产结构的特点和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并从中得出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应该采取的调整措施。在“国民收入分配篇”中，除了阐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和财政、信贷、价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外，对建国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比例、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基本建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了一定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出论断：确定合理的积累率是正确掌握财政分配的比例关系的关键。再如在“国民收入使用篇”中，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各自的内部比例关系的分析以及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比例关系的分析，也都是引用我国的实际资料，或者针对我国过去某些时期存在的有关问题而进行的。
三是重视数量关系分析，并对某些数量关系进行了建立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的探索。由于本书侧重国民收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方面的问题，重视数量关系分析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特点在“国民收入使用篇”和“国民收入计量篇”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如使用篇中关于货币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在总量上不平衡问题这一章，比较深入地从数量关系上分析了产生这种不平衡的不同情况和后果，从而提出克服的途径，就有较大的说服力。
在本书的数量关系分析中，提出了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模型。一个关于积累与消费最优比例的数学模型（见使用篇第三章），一个关于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计量模型（见计量篇第四章）。
关于前一个模型，作者首先指出：作为积累与消费最优比例的标准，应该是长期的最大的居民福利基金，这包括个人消费，科学、文教和卫生部门的消费，住宅、科学、文教和卫生部门的建设，非生产性流动资产的积累以及环境保护费用。以此为标准，在方法上就不是直接计量积累与消费的最优比例，而是计量生产性积累与居民福利基金的最优比例：即在一个长期内使居民福利基金达到最大值所需的生产性积累。这是很有见地的。作者以这个最优标准设计了一个求解生产性积累率最优值的数学模型，并提出决定这个最优值的因素主要是：计划期的年限，积累效果系数，原有生产能力对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和生产性积累的“时滞”。计算出生产性积累与居民福利基金的最优比例后，就可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行计划统计制度规定的国民收入的各个构成项目，计算出积累与消费的最优比例。作者以此为依据，还提出了实现积累与消费最优比例的正确途径。这个数学模型，我认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至于在计量篇中提出的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模型，则是试图结合我国的实际统计资料建立一个国民收入增长的经济计量模型，用来模拟和测算不同积累率对国民收入和消费基金的影响，从而寻求一个适宜的积累率：既可保证人民生活适度的稳定增长，又可保持国民收入较高的增长速度。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同志从直观的历史经验估计出发，提出我国的积累率不宜超过30％，而应在25％左右为宜。本章作者通过建立积累率、消费基金与国民收入之间数量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引用我国实际统计资料进行大量计算，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积累率应以25—29％为宜。这比直观的经验估计似有较强的说服力。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可喜的探索。
当然，任何一个经济数学模型或经济计量模型，都须作出若干假设，舍象一些次要因素，因而在运用时总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不作出一定的假设和舍象，就不可能在一些变量之间得出基本的数量关系；这样做，也是合乎科学抽象法的要求的。问题在于建立模型时作出的假设和舍象是否合理；运用模型时是否分析过这些假设变更时或者被舍象的因素复归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分析中，建立数学模型和计量模型的尝试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上述两个模型建立的尝试，尽管还是初步的，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或问题，但毕竟是值得鼓励的。
以上只是我在粗读本书后印象较深的几个方面。当然本书的优点不止这些。例如，对国民收入的计量方法单独列一篇，对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统计方法论、国民收入的计算和对比中的价格问题、国民收入国际对比的方法问题，都作了系统的深入的论述；正篇之外，又对马克思主义国民收入理论的形成历史作了简明的介绍，这些都为本书增添特色，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由于本书各章是由各方面专家分头撰写的，而编者为了保留作者各自的观点和风格，未加改动，这就难免各章之间有重复或畸轻畸重之处。如生产篇中涉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论争占了三章，在内容上重复论述的部分就比较多。同时，由于这一篇的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结果，对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总量及其增长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反而减弱了。
又如，国民收入分配篇与使用篇之间的分工似不够清晰。国民收入的分配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是国民收入在不同收入者之间的分配，这是典型意义的分配关系；二是国民收入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主要是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消费基金内部和积累基金内部的分配，这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使用问题。本书把直接论述这一方面内容的几章，冠以“国民收入使用篇”，是比较准确的。而本书的“国民收入分配篇”，按理应着重分析第一种含义即典型意义的国民收入分配。可是，该篇各章在分析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过程以及财政、信贷、价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时，落脚点却放在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之间的用途分配（即使用）上。这就模糊了它和“国民收入使用篇”的界限，两篇之间难免有些重叠之处。
再有，研究国民收入这个综合性指标，似应在适当地方和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中的其它两个重要指标——社会总产值和社会最终产值，在理论意义上、计量方法上以及所起的作用上，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对于社会总产值用作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的缺陷是众所周知的，本书已提到，但对最终产值这个综合指标的作用及其与国民收入的比较，在“计量篇”中几乎没有提到，似嫌不足。
总的说来，本书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系统理论著作，无论对经济工作者，还是对高等院校师生，都是一本十分有用的参考书；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有益见解，也值得经济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