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戏曲工作的两点建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当前戏曲工作的两点建议
刘厚生
当前戏曲工作中，我想到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需要制定新形势下的新的戏曲政策；第二，需要制定戏曲工作的长远——比如从现在到2000年的远景规划。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是在1950年12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制定、由周总理签署发布的。十七年中，这个《指示》对全国戏曲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我国戏曲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的黄金时代的催生剂，是那一历史时期戏曲工作的宪章。
《指示》中的许多基本思想，如对传统戏曲遗产的分析，如对现代题材戏曲的重视；如对戏曲改革应当依靠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思想；如对新文艺工作者的要求等等，其精神到现在都还是适用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政府对戏曲工作的许多方面，如剧目管理、剧团建设、现代戏奖励、体制改革、剧作者报酬等等，又都继续做了许多政策性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和规定对戏曲工作的拨乱反正，对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都起了有效的积极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制定一个足以继续并发展1951年《指示》的全面的、系统的、长期的国家政策，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形势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今天基本上还是只用这个《指示》和近年来的一些具体规定作为当前戏曲工作的政策依据，而没有适合新的形势新的问题的新的全面政策，那显然是很不够的了。比如《指示》谈了人民戏曲要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没有提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当然是由解放初期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以及戏曲界当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在那时是只能如此的。现在，虽然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戏曲的重要任务，可是形势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艰巨任务，都使得我们必须对戏曲提出更高的历史要求。
《指示》中的主要要求，也就是后来被概括为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其具体内容以及五十年代的具体实践同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改人”，主要是指政治启蒙，但现在需要的则是应使广大戏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科学文化、专业上都有远比过去更大的提高。当时的“改制”，主要是指民主改革，但现在如果还要改制，当然就应是按照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体制——经济体制、艺术体制、教学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等的改革。当时的“改戏”，主要是整理传统剧目，但现在我们要的是三者并举，创新方面花费的力量如果不是更多，也决不应比整旧为少。还有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问题，深入生活问题，戏曲理论研究问题以及国际戏剧交流问题等等，在《指示》中都不很明确甚至没有提及，在今天却是无论如何不可缺少的。
总之，随着形势的变化，每一条战线都将根据新的形势和本身的新情况明确自己的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方法。戏曲战线不能例外。现在戏曲工作的某些方面，不仅仍旧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程度的落后状态，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再没有一个眼光远大、思想深刻、任务明确、方法具体、全面的新的戏曲政策，那么，戏曲自身思想艺术的提高与普及，戏曲工作的开展，都必定会越走越落后，必定会产生曲折停滞的局面。实际上，当前戏曲虽然出现不少优秀剧目、不少富有才华的中青年演员，大多数剧团走的也都是正路，但在某些局部，目前确也出现了保守甚至倒退的现象。因此，我认为，制定新形势下的新政策，或者更具体地说，把自1951年《指示》以来中央关于戏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规定、原则予以总结，结合当前实际、增删取舍，使之形成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能促使戏曲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文件，应该是迫在眉睫的紧迫之事。
第二个问题是制定长远规划问题。
建国后的十七年中，戏曲改革工作以前无古人的气概，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改革，但许多工作都在摸索，又常有“左”右干扰，比较难以制定长远规划；等到六十年代初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考虑远期打算时，却又在十年中被当做封资修的垃圾扫地出门，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规划？但是现在，当经济建设上二十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已经明确规定之后，当戏曲战线自身已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如果再不制定一个切合实际而又目标远大的长远规划，那我们就必将在各种文艺形式的自由竞赛中处于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既无韧力、又少冲力的状态。
举例说，这样一些问题都应该有个预测或者有所设想：从主客观各种要求和条件看，到二十世纪末，我们的戏曲队伍该有多少人？整个戏曲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假设现在相当于高小或初中，二十年后能否达到大专？现在的两百多个剧种、将近三千几百个剧团应发展成什么样子？传统剧目数以万计，究竟应如何分类，有多少可改的，十年二十年之内应整理出多少？胡耀邦同志曾向戏剧界提出当代的、革命史的、近代史的、古代史的题材无比宽阔，戏曲方面应如何规划，如何实现？戏曲界的作家、导演、音乐家、设计家、理论家、剧团领导人才应如何有效培养，培养大约多少？剧团和戏曲院校、研究机构的体制改革如何分期分批、用几年的时间进行，最后目标是什么？……这种种问题都再不能走一段，看一段了。我们当然不能等全部规划制定之后才开始工作，而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尽快制定规划。但从根本上说，许多重大工作项目是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整体规划之中时才能真正做得好的。即如已进行了一年多的剧团体制改革，已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也发现不少应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为了使成熟的经验得到巩固和大面积推广，就必须同时解决与体制密切相关的某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如果对剧团的体制（包括管理体制、经济体制、艺术工作体制等等）没有一个大致的远景设想时，那末现在的改革成果的正确与否，如何才能判断呢？又如果在改革体制的同时不去大规模地培训剧团领导干部，大大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那么即使很成熟、很完整的改革经验，到了水平不高或者外行领导的手里，也会被歪曲、打扣折甚至变质的。
制定全面政策和制定长远规划当然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要有正确的政策指导才能有科学的规划；也只有对前途发展有了大致明确的目标、理想时，才能据以规定政策的许多内容。因而这两者必须结合进行。在目前情况下，我以为应该有一次关于十五、二十年戏曲工作的大轮廊的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比较准确比较迅速地制定政策；然后在政策的指导下，再制定更为详尽而具体的远景规划。
当然，在总的政策和长远规划之下，还应对某些重要专门问题分别做出专项的具体的改革方案或建设方案。就当前情况而论，最重要的是体制改革问题，传统剧目整理问题，现代剧创作演出问题，戏曲工作者科学文化水平提高问题，编导培养问题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制定更具体、细致的改革发展的方案、计划。
当然，无论政策或规划，都不可能是一锤定音，必须按照主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或做出补充规定，这是不用多说的。
制定新的政策和长远规划，都是急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然而又决不能操之过急，草率从事，弄出夹生饭来。一定要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讨论，一定要有领导和专家们反复修改。在这个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政策和规划，一定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