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张仲实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不仅一度是我的直接领导者，而且是我的良师和值得终生效法的楷模。每当我回想起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思念。
1940年5月底，我和茅盾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从反动军阀盛世才的魔爪下脱身，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不久以后，就结识了任弼时同志。
1941年9月，党中央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兼主任。研究室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等三个研究组。我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在任弼时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工作。1943年6月，我调到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科主管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其时，张闻天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他和任弼时同志住在杨家岭的同一个院子里。我去张闻天同志处请示和汇报工作时，仍然能不时地见到自己的老首长任弼时同志，他对边区这一时期出版的每一部新的马列著作都要谈谈感想，并赞扬这一工作开展得好。
任弼时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很高，对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看得准。这是大家公认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很谦虚，仍然乐意和同志们共同讨论，探索新问题，力求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艾思奇同志在延安主持过哲学讨论会，每星期讨论一次。当时，朱德、肖劲光、莫文骅、吴亮平、范文澜、何干之、柯柏年等同志经常来参加讨论。任弼时同志既要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抗日战争，又要处理党务工作，总是处于异常繁忙之中。然而，他不但每会必到，而且到必发言。在发言的时候，他既不把自己当作党中央秘书长来发表演说，也不把自己作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高深者来作报告。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随便批评别人，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共同学习，一起讨论，一道探索。任弼时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谦虚诚恳的崇高品德，深深为我们所折服，大家都称赞他是可亲可敬的人。
任弼时同志不仅观察问题敏锐，处事果断，而且善于抓典型材料，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一件事，屈指算来，已过去快四十年了，可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47年初，王震部队和陈赓部队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为了更进一步激励前线将士英勇杀敌，彻底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延安各界组织了慰劳团。崔田夫同志代表边区工会任团长，我和黄静波同志分别代表中直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并任副团长。我们带着四卡车羊肉，东渡黄河，到这两支部队驻地山西离石县和孝义县慰问。之后，在下连队慰劳的过程中，我来到了山西文水县。在县委会议上，有同志在汇报中提到这个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同志大义凛然，壮烈牺牲。我说：“刘胡兰同志的事迹，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材料。”为了确证无误和了解详细情况，我请新华社随团记者缪海棱和陕甘宁边区妇联的一位同志前往该村调查。这两位同志辗转找到了被阎匪军胁迫参与行刑铡死刘胡兰同志的那两个人。那时，这两人正在拆城墙，他们向缪海棱等两位同志提供了详细情况：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同志被逮捕。她在敌人面前神色坚定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阎军计穷，遂将同时逮捕的六个农民当场铡死。但这并没吓倒刘胡兰同志。她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痛斥敌人：“死有什么可怕！”她视死如归地对行刑人说：“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说完，壮烈牺牲。我们回延安途中，遇到当时担任晋中地委书记的解学恭。我对他详细讲了刘胡兰同志的英勇牺牲，并建议大力宣传。他要我为刘胡兰同志写篇碑文。我说：“等我回到延安后请中央领导同志写。”
我们慰劳团一行返回陕北时，党中央机关已于前一天撤退到了瓦窑堡。第二天，我在那里找到了任弼时同志。中央工委和后委离开陕北后，中央机关组成中央直属队，任弼时同志任司令员，陆定一同志任政治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此时，任弼时同志不仅要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还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安全警戒、物资供应、敌情侦察等一些具体事情，又还要作大量细致、复杂、耐心的思想工作。真可谓日理万机，不稍闲暇。但是，任弼时同志仔细地听取了我关于慰劳团工作的汇报和刘胡兰同志悲壮牺牲的情况反映。他听完汇报后，当即对我说：“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任弼时同志就向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刘胡兰同志为革命慷慨牺牲，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一个向刘胡兰同志学习，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
对刘胡兰同志事迹的宣传，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使我们的同志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更坚定了对前途光明的信念，激励着我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反动派展开英勇的搏斗。
任弼时同志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待人和蔼可亲，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十分尊重、十分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我也有很深切的感受。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我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时，曾亲眼看到过任弼时同志认真仔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地审阅和修改过我们组每位同志的文章。对于我们的缺点，他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说服，循循诱导。当我们在工作中有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他又总是给予表扬和鼓励。1942年，我作为政研室的知识分子当上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还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我想，这固然与我自己的努力工作，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们的鼓励分不开，但与作为我的直接领导者任弼时同志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也是不可分的。
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个模范党员，他的革命思想、革命品德和革命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值得我们讴歌赞扬的事迹还很多很多。这里，我只是简要地记述了他同我接触交往中很少很少的几件事，以寄托我对他的怀念，作为对他诞辰八十周年的一点纪念。（附图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抵北平。图为任弼时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1936年6月，任弼时同志在红军二、四方面军于西康甘孜会合时留影。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