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献身精神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可贵的献身精神
本报记者　徐林
赵总理1983年访非归来后曾经说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如此之好，是同中国在非洲的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
《人民日报》记者组这次访问非洲，在塞内加尔、马里和加蓬都见到了在那里辛勤工作的中国专家，有的在医疗队，有的在农技组，有的在水利工程工地，所见所闻，他们的“献身精神”感人至深。正是他们的“献身精神”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和信赖。
在塞内加尔南方大区卡萨芒斯的首府济金朔尔，谁若打听中国医疗队的驻地，几乎无人不知。住在旅馆里，服务员把我们这几名记者也称作“中国医生”，虽经解释也无济于事。“中国医生”在当地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是受人尊敬的象征，这并不是偶然的。
正在塞内加尔工作的中国医疗队是第五批队员。2月中旬，我们在那里见到去年11月才从福建来的这批队员。人地生疏、气候炎热、语言困难，医疗设备也不算好，但在短短两个多月里，他们已经受了重大考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
今年1月中旬，三十三岁的第马
·喀斯克必须切除他那八公斤重的肿瘤。他跑遍首都达喀尔和当地大医院，无处收留。一是医院怕担风险，二是因患肿瘤而被一家外国公司解雇了两年多的喀斯克根本付不起几十万西非法郎的手术费。绝望中的喀斯克找到了中国医疗队，三次请求中国医生挽救他的生命。
病人患的是多囊肾（肾内长了一系列肿瘤），是难度相当大的手术。接受还是不接受？对于初来乍到的医疗队是一次考验，万一手术失误，对医疗队的声誉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队领导多次开会，最后还是考虑“救死扶伤”第一，声誉问题次之。于是决定“冒风险”，把病人接受下来。队长卢济梧说，全队统一了思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眼看一位非洲弟兄等着死去。十四名医务人员全部投入战斗，潘榕生和王玉祥两位外科大夫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手术终于切除了这个大肿瘤。手术后情况良好，病人不久就出院了。医疗队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西非法郎的手术费（相当于三、四盒香烟钱）。事情很快传遍了济金朔尔市。大区的卫生总监对中国医生说，你们的条件比大医院差十倍，但你们的工作量却要多十倍。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量十分繁重。我们亲眼看到小儿科大夫中午刚放下饭碗，一个电话就叫去急诊；也亲眼看到负责化验的蔡大夫一边发烧还带病上班，因为无人能代替她的工作。翻阅队里的工作日志，有几位大夫全月之中竟没有一天晚上不加班，不是急诊就是出诊。连星期天还要轮流到医院值班。
虽然辛苦，但是他们说，我们想到祖国人民的嘱托，再累也不能有负于祖国的期望。
也是在卡萨芒斯，在原始森林里开出的营地上，我们见到了援建比尼奥纳拦河闸的中国工程队。六十岁的专家组长、王鸿信总工程师，从1973年勘探、设计开始已经第三次来到塞内加尔。同样是十年前也曾参加勘探的地质工程师谢良诚，我们见到他时，他刚刚划了一个多小时独木舟到营地来领取柴油。在炎炎烈日下逆水划回他所在的小营地当然更费劲，但他还是乐呵呵地毫无倦意。
前后三次到非洲的不只是王总工程师。在加蓬阿科克的农技组，我们见到了队长刘仕荣，他也是第三次来到加蓬了。两年一期，三期就是六年。中国农技组的辛勤劳动赢得了邦戈总统和梅比亚梅总理的赞扬。有一篇描述中国农技组的文章被选为小学教材。农技组的名声竟因此吸引了不少其他外国专家前来参观。
赢得这样的荣誉是不容易的，农技组的同志不仅要战胜在国内所没有遇到过的高温，而且要忍受那些独特的小蚊子的叮咬。但是，他们感到自豪，因为邦戈总统亲自尝过他们种的菜，并且嘱咐他们有困难就直接写信给他。
我们在非洲所遇到的中国专家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人的动人事迹也不可能都报道给读者。这些可爱的人啊，他们为非洲兄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附图片）
在加蓬的中国医生在针灸训练班上向加蓬和法国的学员讲解人体穴位与针灸技术。
新华社记者　李远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