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　扎实地投入生活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养料
——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笔谈
编者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了可喜的、令人振奋的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文艺创作如何加快步伐，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何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家认为，要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从当前来说，最迫切、最紧要的，是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最近，中国作协召开了工作会议，准备采取切实的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到生活中去。
今天，本报发表几位作家谈深入生活的体会文章，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总结经验　扎实地投入生活
从维熙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对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做了如下比喻：
“假如把生活比作土壤，文学不过是它躯体上的花草和庄稼，一个辛勤的农民，一个培育花草的园丁，如果离开了土壤，无论他有多高的耕耘技艺，也将无所作为。”
文学是生活的儿子，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这已成了铁的定论。现在中国作协正在积极倡导作家投入到四化建设的新生活中去，我认为这是很必要的。一是由于文学离不开生活；其次也是由于一些作家，特别是少数青年作家，对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还认识得不够清楚。
从创作实践来看，凡是生活积累厚实的作家，作品写得就扎实，一看就知道他是从生活中滚出来的，因为作品中有无数的生活细节支撑着。有些青年作者也不否认生活对于创作无可置疑的作用，但在他们的某些作品中，生活内容贫乏，空洞的哲理泛滥，表面上十分玄妙，实则因缺乏坚实生活，只能到玄而又玄的西方哲学中去寻找起死回生之药。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歧路。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前几年写过很不错的作品的青年作者中，有的不但没有长进，反而再也达不到原来的水平了，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单从技巧上去寻找原因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作者不缺少才华，这恐怕是和他们把一份生活当作十份生活用有关系吧！
多年来，人们对作家深入生活的理解，以及文艺领导对深入生活的倡导中都存在着一种模式，这也值得总结。三十年的创作实践证明，深入生活的方式不能单一化，深入到生活底层中间的人，有的人奉献珊瑚、玛瑙，有的人只采集来海藻、海带。什么缘故？我看重点应放在对三十年来作家深入生活的总结上，哪些是对的，行之有效的；哪些是行不通的，是形式主义的，要弄清楚。在深入生活这一点上，不能只看数字，更要检验成果，这是《实践论》早就启示了我们的。
我认为创作与生活有三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是生活积累，二是感情积累，三是对生活的思索。总结以往的教训，我认为文艺领导不仅仅要号召作家下到生活中去，还要不断地提高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辨别能力，也就是说，要把深入生活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看。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对以往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可能对青年一代的作者会有说服力。
作为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们本身就会认真地去思考如何下去深入生活。
就以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情况为例：首先面临的是对新生活的熟悉、了解问题。因为时代、生活都在不断向前发展，要了解新事物，就必须接触新的生活领域。但是，作为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来讲，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一代作家，几乎都有着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后，牛不喝水强按头，一下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受了点折磨，流了点汗水，但从创作这个角度讲，对我却是最大的恩惠。它使我体验到一个作家正常深入生活时难以感受到的生活，没有长期的底层生活，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等中篇小说来。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就有人提出要作家下去深入生活的问题。我思考了许久，如果舍弃自己多年熟悉的生活库存而不用，却随着大流匆匆忙忙地下去，那么我这几年的作品就不可能创作出来。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使我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了人世沧桑，这些生活经历，都深藏在我额头一道一道的皱纹里。放弃这些积蓄在心中的生活矿藏不去开掘，而是急着下去，这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因此，我们倡导深入生活时，要力戒片面性，不要搞一刀切。
我这几年的作品着重反映昨天，但也到生活中去观察今天。我的创作正处在从写昨天过渡到写今天，试图把五十年代的生活与八十年代的生活衔接起来。我的长篇《北国草》就是写昨天的生活，作品中表现的五十年代青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和我写的大墙内外的劳改生活相辅相成地成为我文学创作的整体。所以我写昨天也是为了写今天，这个观念我一直十分明确。但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着眼今天，放眼未来，要有意识地去接触新生活。
我们在强调深入生活的同时，更应当尊重艺术规律。我国目前的伟大变革当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产生极大的影响。面对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应该允许作家对生活有个观察、思考的时间和过程，在号召作家投身到改革洪流中去的同时，也应切记昔日狭隘的急功近利给文学带来的损失。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锲的《改革者》和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是我们写改革的先声，我们应当紧紧跟上。但作为文艺领导也不能忽略了其它题材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我的《北国草》是写开拓荒地题材的，反映的是五十年代青年人崇高的献身精神。北京电台播出后，听众反应的热烈出乎我的意料。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我们在强调深入到当前改革生活中去的同时，又要对整个创作有个全局观念，既有全面，又有中心，这样就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境地。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每个作家的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踏踏实实地引导作家走向新的生活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