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生活靠得更近点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同生活靠得更近点
陆文夫
什么叫深入生活？不是下去了就是深入生活，不能单从形式上解决问题。所谓“深入”，就是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方面的关系都有深入的了解。所谓“生活”，并不一定非得是轰轰烈烈的生活才是生活。各种生活都是生活，就看你如何去认识、去反映。作家去生活，就是和普通人一样，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基地上过正常人的生活。过去曾有过作家下去体验生活的口号。什么叫体验生活？你在那里并没有和人家过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不对那里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熟透了，你的“体验”和人家的“体验”就不一样。从三十多年来的经验看，五六十年代都派了不少作家下到工矿、企业去体验生活，但创作实践并不理想。我认为通过写小市镇的变化，同样可以反映四化建设，但重点工程、大工厂、大企业、原子弹基地等等也确实是需要反映的。怎样反映？是派作家去体验那个对他来说根本不熟悉、不了解的大工矿企业呢？还是注意从当地去发现苗子，创造条件，大力培养那些土生土长的作家呢？我认为是后者。每个作家由于个人的经历、学识、气质、爱好等多种原因，对所选择的创作题材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面面俱到，“包打天下”。作家之间是有分工的，但综合起来，就可以从整体上去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我对深入生活的这些看法，是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自1949年起，我在《新苏州报》做新闻记者，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工矿企业中采访了八年，使我有机会对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广泛的接触。从1958年后，我曾两次下放工厂，“文革”期间又全家下放农村。这样，虽然失掉了一些写作时间，少写了一些作品，但是这种被迫的“深入”生活，却使我对生活能从点、面、纵、横各个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使我有可能向生活靠得更近点。这段可贵的生活，为我过去、现在、以至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年中，我体会到：一个作家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该成为热爱生活、认真生活的人。就以我来说，当记者，我兴致勃勃地去接触社会，了解各式各样的人。当工人，我就认真地钻研技术，成了四级工。当社员，我细心地琢磨种地的窍门，我家自留地上的一畦畦蔬菜，竟吸引了远近社员络绎不绝地来参观……。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在生活中发现真、善、美。为什么我们这些经过生活磨难、九死一生的人，还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为“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就是因为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着高昂、乐观的生活态度。
深入生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下去兼职，有的不兼职，我以为不兼职为好。比如到一个工厂去生活，兼一个厂长或是一个别的什么职，我以为会造成作家从上向下看生活，从生活外面向里看，这样做对创作不利，会使作品缺少艺术形象。社会本身象一张网，它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辐射出去。我认为创作的过程应先从社会底层向上看，而不是反过来。目前不少作品往往是从上往下看，思想上是有一定高度，但缺少形象、细节。当然，完全在下面也不行。但从下向上看生活，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我以为这也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即从具体到概念，而不是从概念到具体。
目前有些中青年作家采用快速的采访式的方法深入生活，其中也有人出手不凡，写出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这类作品的弱点大多是概念大于形象。生活中的细节不是靠采访可以获取的。初学写作的人，作品往往存在着直、露、近的毛病，其根源就是生活底子太薄。我平时也听到了不少可以作为小说素材的故事，但我并不急于写作，更不是听一个就写一个。比方听到一个信息，如果我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就可以动手写；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需要重新去熟悉，我就不写或暂不写，因为这样勉强写出来的作品，往往也是概念大于形象。
我以为作家写小说，靠采访、靠用小本子记录生活细节，记录生动的语言都不一定是很好的方法。留在记忆中的生活一定是有光彩的，而忘掉了的生活，就是经过大脑过滤，筛选过了的。对生活总要有酝酿的过程，就象酒越醇越好。
我的写作习惯是发现了有兴趣的题材时并不马上动笔。《围墙》的故事，我在三年前就听说了，连题目都已写在小本子上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为什么？因为我认为那时还都是理性的东西，我对其中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吃透，生活积累还不足，还需要补充新生活。如果三年前我就将《围墙》写出来，其后果可能也会是概念大于形象，而这正是小说创作的致命弱点，因为小说恰恰是要用艺术形象来说话的。